和德为如糖与硫酸之产”使非采取这绝对的见解，你不难同意于一般的说法，谓任何德行，如容易被认为有益的，则容易动人而行于社会，亦容易被人接受为生命之一分。

中国人之视无可无不可态度犹之英国人之视洋伞，因为政治上的风云，对于一个人过于冒险独，其险恶之征兆常似可以预知的。换句话说，冷淡之在中国，有显明的“适生价值”中国青年有公众神不亚于欧青年，而中国青年之心参与公共事业之愿望亦如其他各国之青年，但一到了廿五至卅岁之间，他们都变得聪明而习于冷淡了。(吾们说:“学乖了。”)中国有句俗话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他家瓦上霜。”淡淡之品，实有助于圆熟的教育。有的由于天生的智质而学乖了，有的因预外事而惹了祸，吃了一次二次亏而学乖了。一般老年人都写写意意玩着不闲事的模棱两可把戏，因为老都认识它在社会上的益，那社会，个人权利没有保障;那社会，因了闲事而惹一次祸就太不兴致。

无可无不可所的“适生价值”是以存于个人权利缺乏保障而预公共事务或称为“闲事”者太心，即易惹祸之事实。当邵飘萍和林白——吾们的二位最有胆略之新闻记者——一九二六年被满洲军阀枪毙于北平，曾未经一次审讯，其他的新闻记者自然上学会了无可无不可之哲理而变成乖巧了。中国最成功的几位新闻记者所以便是几位自己没有主张的人。像中国一般文人绅士，又像欧外家，他们方自夸毫无成见。不论对于一般的人生问题或当前轰动的问题，他们都没有成见。他们还能什么呢？当个人权利有保障，人就可变成关心公益的人。而人之所以兢兢自危者，实为诽谤罪之滥施。当此等权利无保障，吾们自存的本能告诉我们，不闲事是个人自由最好的保障。

易辞以言之，无可无不可本非尚之德而为一社的态度，由于缺乏法律保障而到其必要，那是一自卫的方式，其发展之过程与作用，无以异于王八之发展其甲壳。中国了名的无情愫之凝视，仅不过是—自卫的凝视，得自充分之教养与自我训练，吾们再举一例证，则此说尤明。盖中国之盗贼及土匪，他们不需依赖法律的保障，故遂不此冷淡消极之品而成为中国人心目中最侠义，最关心社会公众的人。中国文中侠义二字几不可区别地与盗匪并行;《浒》一书，可为代表。叙述草莽英雄之小说，在中国极为风行，盖一般人民乐于阅读此等英雄豪杰的世及其行事，所以寄其不平之气焉。埃莉诺？格林(ElinorGlyn)之所以风行，其缘由亦在乎此，盖国实存有无数之老女在焉。有力之人所以多半关心公众社会，因为他力足以任此，而构成社会最弱一环之大众懦弱者，多半消极而冷淡，盖彼等须先谋保护自也。

观之历史，则魏晋之史绩尤足为此说之证明，彼时智识阶级对国事漠不关心，意气至为消沉，乃不旋踵而国势衰微，北中国遂沦陷于胡族。盖魏晋之世，文人学士间行一风气，纵酒狂醉，抱膝清谈，又复迷信家神仙之说，而追求不死之药。这个时代，自周汉以后，可谓中华民族在政治上最低劣的时代，代表民族腐化过程中之末端，浸渐而演成历史上第一次受异族统治之惨祸。此清静淡漠之崇拜，是否于当时人之天，假若不是，则何由而产生演变以成。历史所予吾人之解答，极为清楚而确凿。

直至汉代以前，中国学者的态度并不冷淡而消极，反之，政治批评在后汉盛极一时，儒生领袖与所谓大学生达三千人，常争议当时政弊，讦扬幽昧，胆敢攻击皇族宦官，甚至涉及天本，无所忌讳。只因为缺乏宪法之保障，此运动卒被宦官整个禁压而结束。当时学士二三百人连同家族，整批的被死刑或监禁，无一幸免。这桩案件发生于一六六至一六九年，为历史上有名之党锢，且刑狱株连甚广，规模宏大，办理彻底，致使全运动为之夭折，其所遗留之恶劣影响，直隔了百年之后，始为发觉。盖即发生一反动的风尚而有冷淡清静之崇拜。与之相辅而起者，为酒狂，为追逐女人，为诗，为家神学。有几位学者遁山林，自筑泥屋，不设门，饮辟一窗而授，如此以迄于死。或则佯作樵夫，有事则长啸以招其亲友。

于是继之又有竹林七贤之产生，此所谓竹林七贤，均属浪漫诗人。如刘伶者，能饮酒累月而不醉，尝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曰:死便埋我。当时人民不以为忤，且称之为智达。那时所有文人，风所披，或则极端野，或则极端荒，或则极端超俗。似另一大诗人阮咸，尝与婢女私通，一日方诣友人宴饮，宾客满座，其妻即于此时伺隙遣此婢女去，咸闻之，索骑追踪，载与俱归，不避宾客，可谓放诞。而当时受社会迎的乃即是这般人。人民之迎他们，犹如小乌迎大乌之厚甲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