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以奢侈生活为戒，勉以耕菜圃，施养猪之务，此等勉励朴素勤劳之劝告，盖有希望保守家族繁荣之目的，其意固甚明显也。

假令朴素能令家族之繁荣持久，则同样亦可使国家之繁荣持久。曾国藩的理想，很容易明了，他以为:大抵仕宦之家，弟习于奢侈，繁荣只能延及一二世;经商贸易之家，勤勉俭约，则能延及三四世;而务农读书之家，淳厚谨饬，则能延及五六世;若能修德行，以孝悌，以忠信，则延泽可及七八世。

故曾国藩以养鱼，养猪，蔬，竹，为内政四要，其致诸弟家书中云:“…家中蔬一事，千万不可怠忽。屋门首塘中养鱼，亦有一生机，养猪亦内政之要者，下首台上新竹，过伏天后有枯者否！此四者可以觇人家兴衰气象，亦所以恪守祖训，示范儿孙，宜时时留意…”其着重淳朴盖如此。

自颜之推(531—591)家训以降，如范仲淹(989—1052)、朱熹(1130—1200)，以迄陈宏谋(1696—1771)、曾国藩(1811—1872)各家家训，此勤勉淳朴而崇尚简单生活之家族理想，总是一致地持着，而且被认为民族最有价值的传统德律。家族制度多少织于田园风味的生活理想中，二者有不可分离的质。Simplicity一字是希腊文中一个大书特书的字;“淳朴”二字，在中国文中亦为一个大书特书的连语。好像因为人类既知了文明的利益，同时又觉到它的危险。人类知了生活的幸福与快乐，同时却警戒着它的朝生暮死的质;危惧于为造所嫉妒，故宁愿生活较为纯朴而享较长久的天年。因为享受了人生过分的幸福，中国人想来，会减损此生之福分。所以“人当趋福避祸，两加审慎！”明季某学者曾说:“人当取较清淡之幸福”一般中国人中，皆此同情的心理。盖人生幸福富有不确定，而返朴归真为惟一防护之方法。这是无可非议的，中国人由直觉而知之。他们求家族之长存，而却收其效于民族。

五、民族的童年

由此看来，中国人民之避免政治堕落的危机，乃由于其天之不信任文明而保持原始生活之习惯。因而中国人所谓之文明，似应用施以修改之意义去领会它，即一文明，乃好原始状态之文明，而非为与原始状态脱离之文明。当然，这也不是一万应药膏的文明，它非能永远保证无血暴的时期，亦不能使战争、饥荒、灾绝迹于尘寰。

过了两千年可称为文明的生活，仍能产生这样的生活史料，使文学家得资以写一的故事，像《浒》。《浒》的时代背景是那样的恶劣腐败，至有人可之，不啻揭了文明大破坏的社会机构之谜，宋江，李逵，以及其他梁山好汉，虽距离孔时代已历千五百年，但是吾们不觉他们是代表衰老了的文化的人。而毋宁说是文化晨曦中的天真的孩。他们生长于生活尚无保障的时代。中华民族受了孔教化的洗礼虽经过了很长很长的时期，这个民族的生命好像倒并未达到成熟衰老的年龄，而享受着绵长的童年生活。

于是不免引起民族机构上绝大的一个有趣问题:倘把中华民族当作一个人学上的实，她所表现的特，果真不像老年人而像童年时代，远未届达民族的成熟期乎？这一，可以分几层说，中国在文化上是年老了，而族的生命却是还年轻。这一个理论，现代人类学者间已有不少同持此说。葛雷菲士？泰雷(GriffithTayler)因而把中国列人类化之最幼层，海夫洛克？立司(HavelockEllis)亦指亚细亚人民为民族的近于婴孩之特者，盖鉴于亚细亚人民犹保存由儿童淳朴天所发生的柔顺、和，而近于原始人民的本质，尚未达于特的发展期。故“延长之童年”似较为适宜之名词，若施以“幼稚”“停止发展”“沉滞”等等名称，则易滋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