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情理的神与其传统的厌恶极端逻辑式的态度，产生了同等不良的效果，那就是中华民族整个的不相信任何法制纪律。因为法制纪律，即为一机械，总是不近人情的，而中华民族厌恶一切不近人情的东西。中国人厌恶机械制度如此之甚，因之厌恶法律与政府的机械论的观法，致使宪法政府之实现为不可能。严厉峻刻之法制统治权，或非人情政治的法律，在吾国盖已屡屡失败，它的失败盖由于不受人民之迎。法制政治之概念，在第三世纪中，吾国曾有大思想家建议而付诸实施，商鞅即为实验法制政治之一人。他是一个类萃的大政治家，相秦孝公，威震诸侯，奠定了秦国大的基础，但其结果，把他的颅偿付了政治效力的代价。秦本为僻甘肃边陲的次等国，历史上怀疑其混合有野蛮的落，赖商鞅之努力擘划，建立了勇武的军队，征服了全中国。乃其统治权曾不能维持四十年，反抗者蜂起，秦社稷卒悲愁地倾覆。此无他，盖其以商鞅所施于秦国之同样政治方式，施之于中国人民全之故耳。秦代之建筑万里长城，确有其不朽之功绩，然亦为不可恕之“不近人情”致断送了秦始皇的帝统。

加以中国人文主义者不断宣传其教义，而中国人民在过去常统治于个人政权之下，故“法制纪律”中国人称为“经”者之不足，常能赖“便宜行事”中国人称为“权”者来弥补。所谓“权以经济之穷”与其受治于法治的政治，中国宁愿赞成贤能的政府，贤能政府是比较的近人情，比较的有伸缩。这是一个大胆的思想——天生有如此众多的贤人，足以遍布全境而统治一个国家！至谓德莫克拉西能从算普通人民意见混杂的投票中获得真理，亦属同样大胆的论断。两制度都有不可免的缺，但以人为标准的制度总是对于中国人的人文主义，中国人的个人主义和好自由，是较合脾胃的。

这个癖，缺乏纪律，成为吾国一切社会团的特，一切政治机关、大学校、俱乐、铁路、船公司——一切的一切，除掉外国人统制的邮政局与海关——都有这样的特。其结果则为引用私人，嬖权，随时随地如法炮制有不学而能者。只有一颗不近人情的心，铁面无私的格，始能撇开私人的情作用而维持严格之纪律，而这铁面在中国殊不受大众迎，因为铁面都是不纯良的孔教徒。这样养成了缺乏社会纪律之习惯，为中华民族之最大致命伤。

是以中国之错误，毋宁说是太讲人情。因为讲人情其意义相同于替人类天留余地。在英国对人说:“事要讲情理”等于教人放任自然。你读过萧伯纳著的《卖女》吗？那剧本中那位卖姑娘的爹爹杜律得尔要向歇琴斯教授敲一张五镑钞票的竹杠时，他的理由是:“…这样合理吗？…这女儿是我的。你要了去，我的份儿呢？”杜律得尔更一步地表征中国的人文主义的神，他只索取五磅，而拒绝了歇琴斯教授所付给的十磅。因为金钱太多了会使他不快活，而真实的人文主义者所需要的金钱只消仅够快活，仅够喝一杯酒。换言之，杜律得尔是一位孔教徒，他知怎样求快活，且也只需要快活。因为时常与情理相接，中国人的心上，发育了一互让的神，盖为中庸之的天然结果。倘有一位英国父亲打不定主意，是把他的儿送剑桥大学呢？还是送津大学？他可以最后决定把他送伯明汉(Birmingham)。这样，那儿从敦发而到达了白莱却莱，既不转而东向剑桥，又不转而西向津，却是笔直地北指而往伯明汉。他恰恰实行了中庸之。这一条往伯明汉之路是有相当价值的，因为笔直的北去，既不东面得罪了剑桥，也不西面得罪了津。倘使你明白了这个中庸之的使用法，你便能明白近三十年来全盘的中国政治，更能从而猜测一切中国政治宣言的内幕而不致吃那文字火焰之威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