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一个国家内的政事展以及社会和政治的发展趋势，都是以各个人的内在观念为据。这民族的脾，这所称为“人民的天才”的象的东西，终究是许多个组成国家的个人的集合表现，也就是当一个国家在应付某项问题或危机时动作中所表现的格，一分人有着一谬误的观念以为这“天才”的本质是像中世纪神学中的“灵魂”那样的一个神话的宝，而不仅是一个比喻。实则国家的天才，不过是它的行为的一质和事的方法罢了。对于这天才，我们又有错误的观念，以为它也和国家的“命运”般同样是一个独立存在的象本质，这是不对的，这天才是只能在动作中看得来，只不过是一选择的问题，即取舍和倾向，在危急时的特殊的局势下，决定着国家的最后行动途径。旧式历史学家往往跟赫智尔（Hegel）一样，认为一个国家的历史，仅是观念在机械的必然下的一发展，然而较微妙的而现实的历史观念，却以为这大概是机缘的问题。每当一个危急的时期，国家即作一次选择，在选择的时候我们看见相反的势力和互相冲突的望在战斗着，情的多寡，即决定天秤的倾侧。国家在危机中所表现的所谓天才，即是那个国家对于一件事情所作的取舍决定。每个国家总依着自己的意思，去取择他们所喜的，而排斥所不能容忍的东西。这选择是据于思想的，一些德观念，和社会的成见。

最近在英国宪政的危机中，（结果迫使一个皇帝的逊位）我们清楚地看到，这所谓民族的格在发生作用，有时在所赞成和所反对的事中表现来，有时在变动的情的狂中表现来，有时在自以为是正当的动机的冲突中表现来。这类动机，即是对一位孚众望的的君王的私人载，英格兰教会，对一个离婚者的偏见，英人对于国王的传统观念，国王的私事，是否真是私事，是否可以以私事目之，国王是否应该超越傀儡式的人，他是否应该同情工党，在这些冲突的情中，只要任何一情，稍微多一些，便可产不同的结果。

在现代历史中，情形永远是如此的，不奇诺维克（Zenoviev）加米尼夫（Kan1enev）和比亚达哥夫（piatakOff）会不会被杀，拉达克（RadeK）会不会被监禁，不“反革命”的谋和反史太林的叛其范围是否会如所宣传的那么广大，不德国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会在纳粹政权的压下能不能保持它们的完整，（这须看德国人民有着多少人类的弹力，）不英国会不会真正地变成工党的国家，不国的共产党，社会大众对它的好或增或减：这些问题都须取决于各该有关国家内的个人思想，个人情和个人格。

在一切人类历史的活动中，我只看见人类自任的不可捉摸的难于测度的选择所决定的波动和变迁。

据了这意义、儒家把世界和平问题和我们私人生活的培养联系起来，宋朝以后的儒家学者就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懂得这一个理，所以在儿童初学的时候，所读的第一课就包古从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治其国者；先齐其家；齐其家者；先修其；修其者；先正其心；正其心者，先诚其意；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修；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为本。其本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未之有也。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