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我的同学加同事，他说他在圳等我；第二条是郑康平，直接就是大老板，虽然我并不认识他，但我手里既有尚方宝剑又有敲门砖，不怕他不情；至于那半条路嘛，是石大哥，虽说只是在飞机上偶尔认识的，但我对圳早就有心，所以回来后特意给他寄去一斤上好的绿茶，他收到后还给我写了回信，明确表示迎我来圳玩，虽说这萍相逢的关系并不可靠，但算作半条路是可以的，关键时刻好过没有。

“但是你此次旅行如果单纯是为了求财我劝你别抱太大希望。”中年汉给我泼了一瓢凉。

“为什么？”我有急了。

也由不得我不急，不是为了钱我离开设计院什么？说实话，我想着去圳的直接原因就是为了钱。前面说了，我在鞍山钢铁设计研究院工作，不仅我在设计院工作，我老婆也在设计院工作，夫妻俩一个单位，我在情报所，她在自控所。包括复用二底图在内，她一年差不多三百张甲A图纸，相当能战斗了。而我当时已经是“产作家”情报室规定每人每年的编写或翻译量为六万字，我实打实要完成几十万字。就这样，夫妻俩合起来还是“二百五”我每月工资一百二十五元，她也是，加起来正好二百五。“二百五”在我们那里是骂人的话，不吉利，但如果是我一个人能拿这个不吉利数，我就不会想着“下海”了，不想着“下海”我就不会有今天这趟旅行了。

当时我那个小家是四个人生活，除了夫妻二人外，还有儿和保姆，保姆除了吃喝穿用外，每月还要领工资，刚开始是四十五，后来涨到五十，当时对我来说是笔不小的开销。穷则思变，首先想到的是“靠文吃文”投稿，几乎每月都有一两篇文稿见刊，至今我的家中还保留几十本《钢铁》、《耐火材料》、《工业炉》及安徽、江苏、湖南等省的某某冶金杂志，上面有我的“大作”后来觉得投稿不过瘾了，脆写书，日以继夜地了三个月，每天七页稿纸，我写她抄，用标准的绘图仿宋抄七页也不比我轻松多少。拿到上海科学技术版社从银行汇过来的两千多元稿费，我们夫妻二人加上儿和保姆，将钱摊了满满一地，充分享受一把电影“百万英磅”中亨利亚当的喜悦。

但这事不是常有的，要想彻底改变经济状况，惟有“下海”那时候我们那里行一个说法，说“一等公民漂洋过海，二等公民圳珠海，三等公民等待安排”这行说法有类似于古代的儿童歌谣，有时不失预见。那时还没有“下岗”这一说，报上甚至还不敢说中国有“失业”只是闪烁其辞地说“待业”可见“等待安排”就很有预见。受这有预见的“歌谣”的鼓惑，我蠢蠢动，每天度张地关注有关特区那边的一切消息。恰好在这时候，我的好朋友张一民下海去圳了，对我产生了烈的冲击，促使我下定了决心。“不过你也不用担心，你是命，总是要跑的，不跑反而会把你憋死，迟跑不如早跑。”中年汉说。

我听了这最后一番话如坠云里雾里，不知该怎么办。我发现几乎所有看相的算命的都这样，一是从来都不把话说死，总是留有余地；二是同一番话能有多解释。现在想想，看相算命的其实和当前的评人士差不多，怎么听都有理，什么结果他都不算错。但那时候我不了那么多了，反正是决心已下，开弓没有回箭，一直往前走吧，走一步算一步，车到山前必有路，既然我是命，那就注定要不断地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