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思卡特中校使大清帝国的那一年，东印度公司通过散商走私鸦片已经非常疯狂。新上任的康沃利斯勋爵为了向枢密院表功，加大了走私鸦片的力度。1787年的4月30日，康沃利斯勋爵专门给广东的理委员会写了密信。信上嘱咐说“布鲁埃尔有200箱鸦片‘龙号’载运”很快康沃利斯勋爵又写信，说这位布鲁埃尔除了“龙”号上的200箱，在“资源”号有205箱“兰斯多恩”号有135箱，这些鸦片已经抵押给孟加拉的东印度理委员会了。一个大毒枭跟一个贵血统的英格兰勋爵起了毒品生意。不难看，英格兰人的官员考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金钱。

在东印度公司的绝密记录中，有一长串目惊心的数字：1780年，鸦片的价格在200至240西班牙银元；1781年涨价到240至300元；1782年，鸦片供应量突然增多，价格下降，东印度公司1400箱售价210元，只有200箱价格在250至290元；1783年价格上涨到270至300元；到了1784年，价格再度回落到210至240元；1785年，东印度公司调整策略，控制植量，价格一下提到320至500元；1786年，东印度公司急功近利，投1300箱，价格也降到388元，事实上，这一年散商疯狂，以布鲁埃尔为首的大毒枭走私不下700箱，这一年向中国的鸦片总量超过2000箱；到了1787年，有康沃利斯勋爵撑腰，大毒枭更加疯狂，这一年总量超过2000箱，价格下降到320至350元。

戛尔尼为枢密院的成员之一，有权调阅东印度公司的心财务，因此对东印度公司疯狂走私鸦片的行为非常清楚“凤凰”号在黄埔港的遭遇自然了然于。邓达斯非常担心中国皇帝问起鸦片走私这个问题，在给戛尔尼的训令中调，如果中国皇帝提订立一个商约，规定东印度的鸦片不得中国，戛尔尼必须让步，而不要冒丧失其他重大利益的危险，去争取鸦片贸易的自由权。对孟加拉售的鸦片，只有听其在公开市场碰机会，或在东海面分散而曲折的贸易上寻求销路。

邓达斯的训令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戛尔尼，鸦片可以更智慧地去销售，但是一定要抓住机会跟中国皇帝商讨更大的贸易权，而不是拘泥于鸦片贸易。英格兰人只有在中国立足了，才能有更多的机会销售鸦片。邓达斯希望戛尔尼要争取更大的商业贸易机会，希望中国皇帝能够像允许牙人那样，给英格兰人一个安全的地方作为商站，如果能够给予一块比广州的地位更为便利的小地方或邻近小岛，那就再好不过了。

英格兰人尽想好事儿。牙人的澳门问题是大明帝国时期的历史遗留问题，它像一块毒瘤，一直让大清帝国的皇帝难受。这就是一个朝代重组后另一个朝代留下的后患。大清帝国的皇帝绝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再度发生。传教士内窜，导致两广队跟牙人对峙濠江两岸，让乾隆皇帝气急败坏，龙颜大怒。英格兰人当初在印度，就重演了牙人糊大明帝国官员的把戏，诱骗莫卧儿王朝的傻帽儿皇帝，争取了加尔各答那个荒芜小岛为商站。后来英格兰人以此为据，掌控了整个印度。

英格兰人的梦还很大。他们训令戛尔尼，如果设立新据得到中国皇帝的准许，必须一步努力获取警察理权及对英格兰自己臣民的司法理权。邓达斯的意思很明白，有了这合法的权力，才能有效地防止或惩罚英格兰臣民的违法行为。“休斯夫人”号事件之后，英格兰人一直在谋求治外法权，邓达斯就是希望英格兰人在中国犯法时不受中国司法罚。这样一来，英格兰人就可以在中国肆无忌惮，走私鸦片就可以明目张胆，因为中国的法律不了他们，中国皇帝的圣旨对他们来说，手纸都不如。

戛尔尼看到最后，终于明白了枢密院以及邓达斯的真正目的。邓达斯希望戛尔尼在居留中国期间，要度留意并努力设法增加英格兰对中国的输，同时经常运送其他为中国人所喜的大不列颠及东印度领地的产品和制造品。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派遣了一艘船跟随使团发，船上载有大量英格兰货品，这些货品不是为了售，而是要给北京的王公大臣送礼，希望在中国养成使用这些货品的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