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战运动就是一自觉运动，一向被动的人反过来希望主动地决定自己的未来，不让所谓"领导人"或狂的群众牵着鼻走。台湾近年来开始蓬的民主运动与反污染，也代表一觉醒与反抗，人试图塑造自己的命运，如果缺少这觉醒与反抗，人恐怕早就在自己的愚昧中灭了。

然而，悉是非真伪的智慧，独善其的果敢——究竟多少圆颅方趾的人有这两样条件？明辨真伪往往不只是智慧的问题；一个智慧极的人可能生长在一个极权制度中，资讯受到封锁，教育受到歪曲与控制，神话、谎言作为洗脑的材料，从生到死他本没有悉真伪的机会。透过统一编制的教科书、控制严格的报纸与电视、宣传标语、威吓利诱的手段，一个政府可以塑造人民的思想，像搓泥人一样，玩于掌之间。在中国文革的狂中，在德国希特勒的民族主义狼中，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大趋势中，人人都是泥人，你要泥人怎么样塑泥的大手掌去辨别客观的真伪呢？确实有些人，在举国呼："嗨，希特勒"的时候，清楚地冷悉隐藏在国狂背后的危机，目击是非价值的颠倒，弃德国而去。这些人，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大多数的人，即使动了疑心，也没有能力作独立的判断。一个当过红卫兵的人告诉我："当时我们冲教室把老师拖来打得鼻青，他下跪，我心里觉得好像有不对，可是大家都这么，一副理所当然的样，所以我也定了心，放心地去打。"人云亦云是人的常态，自我觉醒、反抗，是人对自己较的德期许，一理想的追求。

我想，老麦的逮捕之所以令我不安，是因为我发觉犹太人其实把觉醒与反抗这度的德期许，当作审判人之有罪或无罪的基本条件。有谁经得起这样的审判呢？譬如说，仁民是一德理想，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努力以赴，可是，你不能因为一个人不到仁民的标准而判他十年徒刑；仁民是一个德的上限，必须当他碰到下限——譬如杀人——的时候，你才能惩罚他。误上了贼船的人，我们希望他有所觉醒，在"工作与良知"之间毅然有所抉择，海也在所不惜，但这又是一个德的期许，不是判罪的标准。把上限的德期许拿来作为判罪惩的下限标准，岂不失之太苛乎？人，没有那么净吧？

今天，如果发生了大战，五十年后，万一有人要追究责任，那么今日受雇于厂的守卫该不该判刑呢？现在正在读研究所，即将成为工程师的学生该不该判刑呢？在国防理文书的打字小该不该受审呢？负责修护厂的工人该不该受审呢？明明知战的危机却不曾参加过反运动的我，该不该被逮捕呢？如果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世上没有无罪的人；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为什么年近七十岁的老麦要面对审判？

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残酷暴行不应该只是犹太人的事，就好像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残不能够只是中国人的事。"地球村"里的人要依赖彼此的正义来绵延生命。我们教导下一代，也期勉这一代，要时时觉醒暴力的存在，诉诸良知；但是在人普遍的到这一步之前（或许他永远不到），惩罚不到的少数人，这是不公正的报仇行为。经历过二次大战那样悲惨的教训，人所学到的不该只是报仇而已吧？！

我问一个德国大学教师："德国人对猎捕纳粹的事没有讨论吗？没有意见吗？"

他沉了一下，说："老一代的，心里觉得罪孽重，在犹太人面前抬不起来，所以沉默。年轻一代的，渐渐开始想反抗这沉默的罪恶，他们觉得那个时候还没生，为什么我要觉得有罪？但是，还是没有什么公开的讨论，再过几年大概会有一新的检讨跟反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