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我成了这个样，又是反革命又是右派，又这么个半死不活的，不是坑人家吗？！”

奚啸伯六十七岁溘然辞世，二十八年孑然一。

【我冤呀！】

1957年6月5日，由叶恭绰、李伯球、李健生、李万等主持的戏曲界整风座谈会在北京饭店举行了，后来，父亲和农工中央副主席黄琪翔也赶来参加。在这个会上，父亲结识了奚啸伯。

俩人作了简短的谈话，父亲劝他参加中国农工民主党。

奚啸伯说：“我已经参加民盟了。”父亲笑着说：“那我们是一家人了。”

父亲问他经常演的剧目都有什么。他说：“为了纪念《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诞辰，我和北京市四团演了一个新戏，叫《范中举》。”编写剧本的是毕业于西南联大中文系的作家汪曾祺。

“《范中举》？”父亲重复了剧名，兴地说：“好戏呀。”

奚啸伯答：“我只演了范，可没中举。”这话惹得周围的人都笑了。

座谈会上，奚啸伯没有发言。可他的儒雅气质给父亲留下了很的印象。散会时，父亲让我的母亲用她的车送奚先生回家。

我对这次会晤很兴趣。想查查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过去的简报、记录或资料，一步的了解。可人家告诉我，农工党所有过去的文字材料都上缴了中共中央统战。我还想查查民盟中央1950年代的档案，看看奚啸伯是不是真的参加了民盟。人家又告诉我，民盟的档案也上缴了。

后来从奚延宏那里，我才知了奚啸伯在反右阶段的某些情况：1955年奚啸伯和儿一起参加了北京京剧四团，他任团长，与吴素秋等人合作演。不久，北京成立了一个京剧工作者联合会。梅兰芳、连良分别任正副会长。因奚啸伯有文化，大家就推举他为秘书长。这段时间，他又忙着唱戏，又忙着社会活动。那时，奚家住在菜市，李万先生住在大吉巷，两家靠近，彼此情也好，加之他孤一人，李万、李小父就经常请奚啸伯到家里聊天、饮酒、吃饭、喝茶。1957年大鸣大放的时候，戏曲界开座谈会，李万总拉他参加。他也愿意和叶恭绰、张伯驹这样的大知识分往来。每次的座谈会，都是李万发言，他记录。俩人形影不离。运动转到反右阶段，俩人就一齐上了右派帽。奚啸伯一提起反右，就说：“我冤呀。我从旧社会来，吃喝。但我从心里没反党。”

后来，我又从刘曾复先生那里得知：李万在1957年夏季那篇关于民营剧团的彩发言原来是由奚啸伯起草的，也许这就是他的“右派罪行”了。

【落脚石家庄】

他成了右派分，石家庄地区京剧团的团长（刘同起）来北京探望。谈话中，约他去石家庄。已经离开北京京剧四团的奚啸伯，觉得自己在北京已无任何路，便一答应下来，同意试演三个月。

一起到石家庄的，除了儿奚延宏、琴师魏铭、跟包的陈宝山师傅以外，另有三人同行。到了新的单位，文化机关的负责人和他谈话，说：“因为你了帽，待遇和工资都不能从前的标准计算了。”奚啸伯同意了，可和他同来的人一看这情况，就走。最后，剩下了儿、琴师和陈宝山。

为了改造思想，奚啸伯除了唱戏，还扫地、打等力活儿。1959年，他成为第一批摘掉帽的人。张东屏专员很关心他，与有关方面打招呼，要求在生活方面尽量照顾。“白云青山下，茅庵草舍无冬夏…煞如风波千丈担惊怕。”奚啸伯觉得自己再也无法提离开石家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