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月刊》主编。1927年，传来北伐战争胜利的号角，血沸腾的她，怀揣六枚铜板，跟罗瘿公之罗中震毅然南下投奔革命。那时，一向关怀并支持她学业的大李哲民（北京女师大化学系助教兼附中化学教师）正在武汉兵工厂任技术员，并与担任革命军总政治宣传科科长的章伯钧结为伴侣——

问：对不起，我上一句，是不是章先生有过两次婚姻？

答：不，准确地说，我的父亲有过三次婚姻。

第一次是1921年在安徽桐城，由他的寡母包办，娶当地农家女林氏，生章师明。翌年，父亲留学海外，获哲学博士学位。1926年与好友孙炳文同船归国，在广州应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郭沫若之聘，任该院哲学教授。月薪280大洋。党费200元，80元自由。须加以说明的是，我的父亲是在德国经同窗朱德介绍加中国共产党的。当年在中大理党费的是徐彬如（前中国革命历史博馆馆长）。徐老晚年每每对我提及这段生活，总得意地说：“这200大洋可用啦！那时的共产党穷啊！”1927年父亲与郭沫若一参加北伐战争，他俩从此搭档工作30载，1957年夏分扬镳。父亲回忆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生活，常面带笑容。他说：“那时人年轻，工作严肃张，生活简单，情上其实还是浪漫的。像郭沫若追求于立群，黄琪翔倾心范志超。在武汉政府工作，只要听说有女士来投奔革命，一班光都禁不住跑来看，我就是这样看中你母亲的的。”1932年李哲民患肺结，病逝于北平。断气前，她把自己的妹妹托付给丈夫。——这是章伯钧的第二次婚姻。它的时间虽短，但给父亲留下了很长的回忆。或许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恋。我已经长大，爸爸还曾举着一张他与李哲民上了彩的结婚照片对我说：“好好看看，是你妈妈漂亮，还是大（指李哲民）漂亮？”

1933年，父亲正式写信给母亲，要求与之续弦。正在北京大学医学院读五年级的她，思前想后，既痛死者，又怜生者，遂于这年的暑假在上海与章伯钧共结连理。有人说，女人是男人温的港湾。我的父亲在游离了两个渡之后，最终停泊靠港了。我的母亲也是在一异常复杂的心态下，允诺了这桩姻缘，可以说，是一理的选择。从此，他们双双携手，步向生活，共同面对不可测知的时代风云。同时，也开始了她一生一世的牵累。

问：章伯钧先生是您母亲一生的转折，否则，她可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医生。对么？

答：对，但又不完全。因为扭转她人生轨迹的，还有邓演达。

邓演达与家父过从甚密。邓演达从德国归来，他们便一在上海筹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今日中国农工民主党之前），人称第三党。这个党的构成，一分是国民党左派，如邓演达、黄琪翔；一分是从中共脱离来的知识分，如章伯钧、张申府。

1932年邓演达从东北返回北平，逗留了一周左右。他听说李哲民的妹妹在此读书。邓一向对哲民有很好的印象，据同志们介绍其妹也表现不错，于是决定空亲自去北大医学院宿舍看看。

当邓演达现在我母亲面前的时候，她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这个着广东音的中年男人，就是参加辛亥革命，讨伐陈炯明叛军，组织领导北伐战争，一兼四任，国共两党军事英皆其门下的邓演达，邓见母亲的宿舍堆满医学书籍，便问她是否想个名医。母亲遂将自己愿以知识、智慧报效国民，服务社会的志向告诉邓先生。邓演达肯定了我母亲的求知心，接着又向她讲述了个人的观：治病固然好，但对于国民、社会来说，最为重要和迫的是革命。职业是医生，天职是革命。中国革命路漫长、曲折，需要许许多多有知识、有理想的青年去肩负革命，作持久的奔跑。邓演达的讲话态度谦和、手势生动，浑厚的声音非常富于引力。最后，邓演达看了看腕上手表，即起离去。他的来去似一只鸿雁，了无痕迹，而他的话，却像刀镂斧凿，永铭于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