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张伯驹就让潘素四打听母亲的新址，可一线索也没有。后来，他老人家好不容易找到地安门大街一家古董店的店员老樊，托他去打听。老樊去农工党北京市委会，假托要和李健生对章伯钧生前所欠帐目，人家才把住址写给了他。

母亲的叙述，令我心难平。革命吞没人，尤其像中国的各政治运动和‘文革’，其吞没与消化的程度，因人的度而不等。当然，知识分往往是其中最难消化的分。张伯驹自然属于最难消化的一类人，而他的度则来自那优游态度、闲逸情调、仗义作风、散淡神所合成的饱满个与独立意志。他以此抗拒着革命对人的品质和心灵的销蚀。任各汐的涨落，张伯驹都一如既往地守着人的本，过着他那份生活。张伯驹的一生见过许许多多的昂贵之。而我所见到的昂贵之，就是他的一颗心，一颗充满人类普通情和自由的心。

1980年节，我对母亲说：“咱们去给张伯驹、潘素夫妇拜年吧。”母亲同意了，我们还去友谊商店买了上等的果。

当我见到潘素的时候，她比我们还要兴，特意拿当时还是稀有之的雀巢咖啡加伴侣，给我和母亲各冲一大杯。冲好后，又往杯里放了满满三勺白糖。她让我俩趁喝。

喝的时候，潘素不住地上下打量我，看着看着圈就红了，喃喃自语：“小愚可怜，怎么也没想到在牢里一呆十年。”

我问：“张伯伯呢？在家吗？”

潘素笑着说：“他现在比我忙，他供职的中央文史馆事情不多，可其他单位的事情倒不少。像什么诗词学会，书法学会，画院，京剧院，昆曲社，文学会，文史资料委员会，都来请他，甚至连那些杂七杂八的事，也都来找他。今天，又不晓得让什么人请走了。”

潘姨的气里，不无抱怨，但也裹着一小小的得意。我认识的国民党太太和共产党夫人不算少。潘素是恐怕是最有资格为丈夫得意的，只是这得意来得太晚了。

潘素问我是否还想继续学画？并说：在我走后还有个唱京戏的，叫杨秋玲的女演员跟她学了一阵画。

我告诉她：自从四川调回北京，被文化分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戏研所。它的前就是我当年就读的中国戏曲研究院。同事不是师长，便为学友。然而，我的遭遇与归队，未得他们多少的同情和迎。工作上，人家或拿研究课题，或国家项目。领导给我的任务不外乎记录整理，拿着录音机跟在别人后。一个好心人偷偷对我说：‘令尊大人还是号右派，你虽说坐牢是冤枉，可你敢说敢，思想犀利，政治上不安分是事实。讲老实话，你能从四川调回研究院，大家就足够吃惊的了。’”

讲到这里，我自己的情绪也激动起来，竟大声地说：“潘姨，共产党亏待了我章家两代人。我不背叛这个政权，就算对得起他们。下人家如此轻贱我，我就必须自。所以，我顾不上跟您学画了，先得把业务抓起来。”

潘素对母亲说：“小愚被关了那么多年，情丝毫未改。”

坐了一个多小时，见张伯驹仍未回来，我们母女便告辞了。

1980年冬季，一天的中午，正是机关下班堂开饭的时候，我竟在单位的二门，看见了张伯驹。他已是龙钟老态，非往昔丰采。手持拐杖，缓缓而行，着宽大的丝棉衣，越发显得单薄。他老人家在这个时刻现，我估计肯定是院领导请包括他在内的院外学者，参加什么座谈会。一个清衙门请一群无官阶的文人开会，当然只有清谈，谈到肚饿为止。此刻，我觉得自己当请他老人家吃顿饭。哪怕是去斜对面的小面馆，我俩各吃一碗晋刀削面，也好。于是，我一边向张伯驹招手，一边朝他跑去。老人家好像没有看见我，只顾使劲地拄着手杖，迳直奔向自己的目标。顺着他奔走的方向看去，有个小伙站立在大门，扶着辆自行车。仔细辨认我才看，那推车等候的青年是他的小孙孙。小孙孙伸手接过张伯驹的拐杖，一把将他扶上自行车的后架，叫他坐好，即蹁蹬车，驮着自己的爷爷，走了。我痴痴地立在院中，研究院领导乘坐的小轿车，一辆辆从边掠过。不知为什么，我心里酸酸的。在张伯驹“发挥余”的夕情调里，着一伤，一缕悲凉。

翌年节，我和母亲去什刹海给张伯驹夫妇拜年。大家好兴，天上地下，啥都聊。话题自然又谈到了戏曲。我向张伯驹谈了自己对继承传统，振兴戏曲的看法。我说：“经过几十年的实践，现在的理论界对传统亦有了新的认识。传统的价值恐怕不仅是针对艺术而言，它对于人，有着绝对的意义。传统究竟是导致社会步还是退化？传统的对立面是否就是现代化？‘推陈新’里‘推’是指推开、推倒？还是也包着推广的意思？其中的‘陈’，是否就是指传统而言？这些问题现在下结论，恐怕为时过早。我们最大的问题不在传统，而在没有把人的创造力充分激发来。”

张伯驹对我的看法，反应冷淡。他只是叹息：“现在对中国文化上的老传统，懂得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就拿戏曲来讲，能在舞台上掌握戏曲传统的人，就不多。今后的戏曲为何，也只有后来人才晓得。”显然，他对戏曲的发展前途，表示茫然不可测的悲观。

我向张伯驹请教：“今后搞戏曲研究，我该从哪方面手？”

他的回答是：“不知旧，则决不能言新。你要从研究传统手，而且越越好。”

话说了一阵，张伯驹忽然问我：“我好几次在你的那个单位开会，怎么就看不到你呢？”

我说：“张伯伯，我尚无资格参加您所参加的学术会议。”我心疼他，始终没有勇气提及二门曾经见到的坐自行车后座归家的情景。

我和母亲品着香茶，仿佛岁月全溶化在渐淡的茶里。我甚至觉得张伯驹的经历，就像中国纯正的茶叶。不怎样的烘制和压缩，只要遇上了好，再遇到识货的好茶客，便会舒展自如，轻轻浮起，渗旧日的汤来。

1982年2月27日下午，潘素托人打来电话说：张伯驹于昨天去世了。

我和母亲全吓呆了。因为此前从未听说他老人家患病生疾的事，怎么一下就突然撒手归去？

第二天清晨，母亲带着我赶到张宅。跨已变为灵堂的客厅，失魂落魄、老泪纵横的潘素扑向我的母亲，二人抱痛哭。

母亲问：“张先生不是好好的吗？怎么回事？”

潘素哭：“伯驹是好好的，只不过得了冒。几天不见好，才把他送医院，他不愿意去，是边劝边哄的。我原以为送他去就能把病治好，那晓得我把他一送就送了鬼门关。”说到这里，潘素不住地用拳捶打，痛悔万分。

“张先生住的什么医院？”母亲又问。

潘素说：“后库的北大医院。伯驹走病房见是八个病人住在一起，就闹着要回家，而且这几个病人的病情都比他严重。我好说歹说，才把他安顿下来，跟着我就向院方请求，能不能换个单人或双人病房？谁知医院的人说：‘张伯驹不够级别，不能换。’两天以后，同房的一个病人死了，伯驹的病情也不见好，反而比来时重了。他情绪更坏，闹得也更厉害，就是要回家。我再跟医院的人请求换病房，人家还是那么讲，说我们伯驹不够格。过了两天，又死了一个。这时伯驹想闹也闹不动了，他从冒转成肺炎。”

潘素又告诉我们：“伯驹死后，有人跑到北大医院，站在大门叫骂：‘你们医院知张伯驹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病房？呸，我告诉你们——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你们这座医院！把那些住病房的人，都扒拉一遍，看看哪个的贡献，能赶上张伯驹？’”

担任北京市卫生局顾问的母亲叹：“医院压儿就不该这个样。可是在官本位的制度下，我们的医院就认长、局长、红卡、蓝卡，不认得张先生的真正价值。”

其实，就算把官本位取消了，如果一个民族对文化的认识尚未达到成熟的话，像张伯驹这样的文人，其社会地位就一定会排在要人，贵人，阔人及各成功人士的后面，甚至在末尾。

张伯驹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悼者无数，挽联无数。我代表母亲赴会，在人群中被推来搡去，本无法去贵宾室问潘素。萨空了和千家驹看见了我，一把将我了他们俩个当中，叫我别再跑，安心等候开会。在等候的时间里，三人不禁对张伯驹的逝世，痛惜。我心里知：萨、千二位在（19）57年是民盟反右的积极分。

萨空了说：“伯驹先生是我们民盟的骄傲。说句老实话，把我们现在的三个长的作为加在一起，还抵不上张伯驹一个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