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要利用自己包括金钱、地位、影响、力、社会往在内的全能量和文化优势，尽其可能地去挽回或恢复原来的文化品质和文化意境。

8月30日、31日，戏曲界、国画界联合，连续两天举行了张伯驹批判会。少波等人批判他挖掘整理的《宁武关》《祥梅寺》，无一不是站在封建王朝的立场上，歪曲伟大的农民起义。

张伯驹不服，反倒质问批判者：“我们今天不是也讲忠吗？那么，我们统战是统忠孝的周遇吉呢？还是统开城迎李自成的太监呢？”刹时间，群情激愤。

几天后，北京市文化局负责人张梦庚在《北京日报》撰文批判张伯驹，说：共产党也要忠，但要的是董存瑞、刘胡兰的忠于革命，而非周遇吉全家忠于崇祯，反对农民起义。——张伯驹读后，仍然不服。

父亲曾说：“最优秀的人，往往是最固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张伯驹是最优秀的，也是最顽固的。他不想拖时代的后，更无意通过反对戏改（即戏曲改革）去和新政权作对。他的“右派”言论，只不过是在全力维护自己钟的东西——我把这个看法对潘素讲了。

她一把抓住我的手，很有些激动：“要是那些文艺的人，也能这样看待你张伯伯，他就不会划为右派了。”继而，又用诅咒的气说：“他这个人就是那么简单。自己喜老戏，便到去讲，一些艺人也怂恿他讲。结果，非说张伯伯是在主张禁戏开放，提倡鬼戏和情。那些领导反右的人也坏，还专门把唱老生的演员找来批判你张伯伯。艺人哪懂什么政治批判，只会挖苦和嘲讽，讲的话还很难听。比如，谭富英就面对面地说：‘你算什么名票，唱戏的声音像蚊叫的！’你张伯伯回家不跟我讲批判会上的情况，是我自己从报纸上看到的。报没有看完，我的泪就下来了。”

张伯驹见我们在说话，也走过来。听清楚我们是在说这件事，他一句话也不讲，躲得远远的。也许他本就不在意，也许他早已齿冷心寒。

我仍然就班地跟着潘素学画。有些微步，便受夸奖。

秋天的一个周日上午，我去了张宅。门后，便问潘素：“我今天学什么？”

“今天不学新东西了。”说着，潘素递过一张画着山的小书签。书签约三指宽，三寸长。上端中央的小圆孔，系着一条极细的红丝带。我接过来，准备放书包。以为这是潘素送我的小礼品。

“这不是礼品，是我画的一个样。你要照着它画。”说着，潘素遂从屉里取一大叠空白书签。让我拿回家去画，两周以内全画完。

书签虽小，画面却是心布置了的：有松，有，有远山，有近石。潘素叫我当场就照着画一张，她要看看。我大概不到五分钟，便画好了。

“不行，太潦草。”潘素边说，边拿起笔给我涂改，又重新。

我问：“潘姨，这样一张书签能卖多少钱？”

“五分。”她也不抬，继续修改我的小书签；还给我讲解画面无论大小，必须讲究布局的理。

小书签经她修改，很好看了。我很把它想留下来。可潘素说：“不行，你一张也不能要。工厂发下来的书签，是有数的。画好后，要如数回。”

在以后的两周时间里，我每完学校的作业，便在灯下画书签。画得很认真，很严肃。我的严肃认真，不是为了学什么布局，只是为了潘素。父亲举着我画好的书签仔细端详，兴。夸我能帮着老师活儿了。我不敢告诉父亲书签的价格。我更不敢问潘素：每画一个书签，您能得多少。是一分，还是二分？

我把画好的书签整整齐齐地给潘素的时候，她一个劲儿地谢我，说我帮了她的忙，完成了任务。我觉得北京市成立国画工厂，是件很奇怪的事。创作国画的机构或组织，怎么能叫工厂？从名称上看，政府似乎就没把潘素视为画家，而是当作职工或工人。

潘素把所有的书签翻检了一过儿，发现在一个书签里，我画丢了一座淡青远山。她当即补上。一切收拾妥帖，潘素对我说：“今天，带你去故。”

我问张伯驹：“您去吗？”

“怎么不去？是我提议的。每年故要举办院藏书画展，东西是一的。我们都该去看看。”

我们三人，步行至故。仍然是张伯驹走在前，我和潘素跟在后。陈列大厅内，佳作济济，观者寥寥。

潘素停留在明人陶孟学的青绿山手卷的展柜前，细细讲了起来。她告诉我：山、人、竹、鸟兽，陶孟学无不擅长，笔法直南宋。特别是山，多用青绿。她让我仔细观这幅长卷。因为下个星期，要教我画青绿山了。

张伯驹背着手，独自浏览。大厅里有些冷，清鼻涕来，他顺便用手一，了事。他欣赏这些故藏画，远没有潘素看得细致。好像自己与这些藏品是老朋友了，这次来，不过是空会个面罢了。我越接近张伯驹，就越觉得他是云间的野鹤、世外的散仙，自在得没人能比。

我想听他讲讲这些故珍品，便问：“张伯伯，您能给我讲解讲解吗？”

他说：“你又不学字画鉴定。字画的真假判定方法，是可以讲的。纸张、题款、印章、装裱、布局、技法等等，都有一。而你现在是学画，在家教了你画法，到了这里，你就是要好好地看，多多地看了。看多了，自能领会。”

只参观了一个多时辰，张伯驹便着门。

“为什么？”我偷偷问潘素。

“先在家就说好的。看完展览，三人去吃西餐。”

在路上，张伯驹对我说：“小愚，这样的展览，你来一趟是不够的。”

我是听话的。张伯驹的要求，一个人多次去参观故博院的藏品展览。但我从没有看到陈列张伯驹捐献的陆机《平复帖》或展虔《游图》。据说，《游图》里的，画得最好。后人称之为“天下第一”我又想，官方这样似乎是对的。宝归新主，何必见旧人。再说，旧人还被新主划为了右派。

一天晚上，饭后无事，大家在北屋客厅闲坐。警卫秘书王锁来，对父亲说：“有一对夫妇来访。”

“是谁？”我问。父亲接过会客单，那上面在来宾姓名一栏里，填着：潘素。

“快请他们来。”父亲边说边从沙发上站起来，急步走到院，又叫勤务员赶快把前后院的电灯统统打开，并瞪着对我说：“你的老师登门，跟着我什么？还不快到前面去接！”

黑黝黝的院，刹时变得明晃晃。张伯驹夫妇在光树影间，快步而行。我跑了过去。父亲带着兴奋的神情，站在院的中心。

主宾坐定后，父亲先开：“这么晚了，你们又徒步而来。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吧？”

潘素告诉我们：她受聘，要到吉林艺术专科学校去教国画。

父亲即问：“那伯驹先生呢？”

“当然，我们是一起去了。”

父亲又问：“伯驹先生的工作，吉林方面也谈妥了吗？”

张伯驹答：“我到艺专也能事。如教教诗词，或讲讲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