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中共领导，或者直接送到他们的家里。对他们，价格也是奇地低。所以，不要讲康生、邓拓，就我所知的李一氓，家中的字画不比我多，却比我好。而他们化的钱，却要比我少。有时候，一幅字画在跑了几个中共首长之后，人家不要，才送到我们这些人手里。价钱嘛，标价是多少，我们大概就要掏多少。乃（即章乃）算有是钱的。而我就只有靠工资了。（19）57年以后，我的工资大减。有时买些古书，字画就很少问津了。再说，从前还能借些钱，现在谁借给你？”

说到字画的价钱，父亲遂问张伯驹：“你的那些名贵字画，听说全是用金条、房产换来的？”

张先生，对我们讲：“陆机《平复帖》是用四万大洋从溥心畬的手里买的。这个价钱算便宜的，因为溥心畬开就要二十万大洋。买展虔的《游图》，是我把公学胡同的一所宅院（据说是李莲旧居）卖给辅仁（大学），再用元换成二百二十两黄金，又让潘素变卖一件首饰，凑成二百四十两，从玉池山秀老板那里来的。那老板张索要的黄金是八百两！《三希堂帖》、李白字《上台帖》、唐寅《蜀官图》，当时老袁的庶务司长郭世五愿以二十万大洋卖我。我一时也搞不到这么个数目的钱，只好先付六万大洋的订金，忍痛把《三希堂帖》退给郭家。范仲淹手书《服赞》是我用一百一十两黄金购来的。”

讲到这里，张伯驹喟叹：“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外国。唐代韩的《照夜白图》，就是溥心畬在（19）36年卖给了外国人。当时我在上海，想办法阻止都来不及。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人搜刮中国文就更厉害了。所以我从30岁到60岁，一直收藏字画名迹。目的也一直明确，那就是我在自己的书画录里写下的一句话──予所收藏，不必终予，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潘素还告诉我们，抗战爆发以后，他俩为保护这些文珍品，把所有的字画一一衣被，全携往西安。一路的担惊受怕，日夜的寝不安。怕土匪抢，怕日本人来，怕意外的闪失，怕自己的疏忽，时刻地小心，整日地守在家中。外面稍有动静，气不敢大，心个不停。总之，为了这些死人的东西，活人是受够了颠簸和惊吓。

我知，朱自清、闻一多是极有气节的国者。可我翻来覆去地想，怎么都觉得张伯驹也是个极有气节的国者。我搞不懂：为什么像“民革”里和共产党动过刀枪的人，在57年风狼中被认为表现良好；而“民盟”里传播知识的教授，如潘光旦；“农工”里治病救人的大夫，如李宗恩；以及前这个把用黄金房产买下的、用家命保下的好玩意儿都捐献给国家的张伯驹，倒成了右派？其实，我的搞不懂，也是父亲的搞不懂。

客人走后，我对父亲说：“听张伯伯讲买字画又捐字画的事，心里很不是滋味。把你划为右派，你到底还说过共产党的长短，可人家张伯驹呢！把家产都拿去共产了，共产党也给他扣上个右派。他把李白的字拱手送给主席，主席怎就不对他抬贵手？”

父亲用一句话回答了我：“老的动机从来不是于私人的。”

在中国的文化里，诗的地位是最的。我们这个民族的神，也是诗的。张伯驹在任何场合，都忘不了诗。随时可诗，可赋诗。这风度，倾倒了包括泽东、陈毅在内的许多中共官。别说是外作客、看戏归来，他有所。就是午眠乍醒、夤夜起风，也能引诗兴。于是，隔三差五，便有新作。他作诗联填词，比我心算一加二加三等于几还快。我随便个题，他张就来。既合格律又切题，真叫绝了。这是什么？这就是文思、才思和神思啊！与他的诗相匹的，是他的字。因独创一格，人称鸟羽。我甚至觉得张伯驹在自己的生活中就扮演了诗作中的人。或者说他的诗作是一面镜，里面映照来的一个风俊赏之人，那便是张伯驹自己。

张伯驹瘦削的脸型和冷漠面容所显示的一尊贵神情，常使人到难以接近。其实，素不相识者只要踏他所通、好的领域，便可味到一个诗人的天——浪漫的自信与理想主义的情。正是这个天，让张伯驹在一般中国人尚不知书法、韵文为何的五十年代，就组织了“北京中国书法研究会”“北京中国韵文学会”等民间团。他经常亲自面，办展览，开讲座。不仅在北京搞，还跑到济南、青岛去搞。因为活动内容的质量，单是书法研究会的会员在1957年就从一百多人激增到三百多人。张伯驹这样，无非是希望喜好诗的人，能写合乎规范的好诗；但愿喜好书法的人，能通过指导写好字来。反右时，那些左派说他如此卖力是在扩大个人影响和共产党抢夺文化阵地，实在是冤枉。

父亲也好诗。在他的藏书里，单是杜甫诗集的版本，就不下几十。反右以后，就更读诗了，而且开始学写诗。偶尔诌几首绝句、律诗什么的，就举着涂改得一塌糊涂的诗作，从书房里狂奔来，大呼小叫地让我和母亲都来听他的诵。

我对父亲说：“怎么张伯驹作诗填词，连想都不用想。你把一本《白香词谱》放在书桌上，翻来翻去，颠来倒去，也没当成诗家词手？”

已是一张老脸的父亲，被我说得还真有不好意思，不无辩解地说：“我怎么能和张伯驹比？他九岁就能诗，人称神童，是极有天赋的。写来的东西，颇有纳兰之风。你的爸爸本科读的是英语，留学攻的是西方哲学，以后搞的是政治，成了右派才学诗呢。”

父亲写的诗，仅用于自我欣赏。他拿给母亲和我看，也是为了能获得我们对他的欣赏。他有一首题为《车叹》的五言绝句。

轴与相辅，方可成宇。

二者去其一，行旅徒呼苦。

这诗一读，便知父亲还在练手阶段。

写在这同一张纸片上的，还有题为《我说》的另一首五言绝句。

先我原无我，有我还无我。

我既非常我，今我实非我。

这首诗，有意思，不过与其说它是诗，倒不如讲更像是一段哲学短语。总之，父亲很想把诗写好，这个念从（19）57年一直持续到病重之时。

“张先生的诗词，何以得又快又好？”父亲恭敬地向他请教。

张伯驹答：“我这个人要学什么，非要学到通不可！尽诗词创作的方法与技巧很多，但其要则只有两条。一是谙熟掌故，二是通格律。而要到这两条，唯一的办法就是记。”接着，又补充：“我真正致力于诗词，还是在三十岁以后。但是自幼记忆力就好，朝诵夕读，过目不忘。有一次去个朋友家，随便翻阅主人的藏书。过了段时日，再去作客聊天，竟然还能背诵主人藏书里的诗句，而那主人什么都记不起了。”

张伯驹一席话，令我痛下决心：这辈是永不学诗的了。因为我的记差得惊人。记得考北京师大女附中，初中一年级才读了半载，在学校的失招领，就找回自己不慎丢失的东西大大小小34件。刚刚发生的事情，我先后说给三个人听，那就一定是讲述了三则大相同、小各异的故事。三人同时质对，我委屈万分，诚恳辩解——决非添油加醋，实实地是记不好。

张伯驹创作的诗词不求发表，是兴之所致，是习惯使然。一段时间下来，他就自掏腰包，把这些新作油印成册。这些灰兰封面、薄薄的小册，一摞一摞地码放在客厅沿而立的竹质书架上。我有时会觉得它们酷似一个著素长衫的文人，长久静立，沉默无语。我有时一不小心碰及书架，那老竹杆发的“吱吱”声，仿佛在提醒人们：这里还有诗。

我对张伯驹说：“您的诗集，能给我一本吗？”

他两本，递过来。：“拿一本给你的父亲。”

张伯驹既不在诗集的扉页上题款，也不说请我父亲指正之类的话。以后，但凡有了新作，张伯驹一定送我，且一定是两本。每本我大多翻阅前面几页，然后束之阁。不是不看，而是由于用典太多，我读不大懂。好在张伯驹从来不问读后想。

父亲是读完的，从开篇到页尾。他的读后是：“中国的文学再发达，以后不会再有张伯驹。”

和张伯驹对比，父亲认为自己算是个人。比如对一年四季的受，不过就是凉与、冷和罢了。事情到了张伯驹那里，便大不一样。天的梅、鹊，夏日的蝉、萤，秋天的七夕、白、红叶，冬季的霜、雪，他都有反复的唱，细致的描摹。现在的人提起张伯驹，便说他是大收藏家，认为他最文。但我认为，张伯驹自己最看重的，仍是诗。他曾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文，有钱则可到手；若少力，可请人帮忙。而诗，完全要靠自己。”

张伯驹另一个好，是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