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个怪难看的阔肩膀嬉士，她见我闯去显得很恼火。

“喂，你搞啥名堂？”她问。

“没啥，没啥，”我说着重又把门关上。

我到哈佛广场上碰碰运气。潘普洛纳自助餐厅，汤拱廊，甚至连海斯-比克馆——很多搞艺术的经常上那儿去——都找遍了。连她的影也没有。

詹尼到哪儿去了呢？

这时地铁已经没车了，但刚才如果詹尼离家直奔哈佛广场的话，她赶得上去波士顿的地铁，到那里能坐长途汽车去克兰斯顿。

我把一枚两角五分和两枚一角的币投币时，已经快午夜一钟了。我在哈佛广场售货亭旁的一个公用电话间里挂长途电话。

“喂，是菲尔吗？”

“呃…”他睡意很地说。“谁啊？”

“是我——奥利弗。”

“奥利弗！”听得他吃了一惊。“詹尼事了吗？”他接着问。既然他问我，这不就表明詹尼不在他那里？

“哦，没有的事，菲尔，没有的事。”

“谢天谢地。你好吗，奥利弗？”

确信女儿无恙以后，他立刻恢复了那随和的语调，仿佛本没有从酣睡中被叫醒这么回事。

“很好，菲尔。好得很。我好得很。我问你，菲尔，詹尼跟你最近有联系吗？”

“不多，这鬼丫，”他回答的语气平静得奇。

“你说什么，菲尔？”

“妈的，这鬼丫应该多跟我通通电话才对。你也知，我又不是外人。”

一个人如果可能同时既放心又惊慌，那么我当时的觉就是这样。

“她在你边吗？”他问我。

“嗯？”

“叫詹尼听电话；我要冲她骂几句。”

“不行啊，菲尔。”

“哦，她睡了？既然在睡觉，就别惊动她了。”

“噢，”我说。

“喂，小，你听着，”他说。

“什么事？”

“克兰斯顿难就那么远，你们星期天下午都不能来？嗯？要不，我上你们那儿去也行，奥利弗。”

“哦，不，菲尔。我们来。”

“几时？”

“找个星期天。”

“‘找个’？不要对我耍这枪。孝顺的娃儿从来不说‘找个’，而说‘这个’。就这个星期天，奥利弗。”

“好吧。就这个星期天。”

“四钟。不过要小心开车。就这样说定唆？”

“说定了。”

“下次挂长途电话你可以让我付账，鬼东西。”

他挂断了电话。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黑沉沉的哈佛广场，犹同团守茫茫大海之中的孤岛，不知该上哪儿去，也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一个黑人走到我跟前，问我要不要“打一针”①。我心不在焉地回答说：“谢谢，不要。”

①指制成注剂的毒品。

我不再奔跑。你想想，赶回到空无一人的家里去有什么意思？时间是那么晚，我已经浑麻木——其中害怕的因素多于寒冷（不过，说实在话，天气也的确不和）。到了离家门几码，我依稀看到有个人坐在台阶上。八成是我岔了，因为那黑影一动也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