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命门外的白家引路再送，自己返回去，一没有念经，二没有恬淡，一把抓起谕旨，迅速溜了一遍，安静得几乎没有呼，真像驻藏大臣希望的那样禅坐如木、修行成石了。

摄政王迪牧活佛的禅坐持续了一天一夜，此间他不闻不问，不吃不喝，闭关辟谷了似的。他在这个时候打坐，就是想在和神的对话中澄然静，滤清思想：到底怎么办？

但忿急还是没有消尽，他激似的思绪里，仍然是不驯顺的波狼：朝廷，皇上，怎么可能下达这样的谕旨呢？

洋的灭绝佛教，成了我们的昏愚顽梗；英人的侵西藏，成了我们的自蹈血河之灾。真正岂有此理。既然“英人藏，志在通商”怎么又要让我们“礼让英洋，迎迓耶教”？什么“两神齐天，双日照临”分明是火锋，大则火灭，火大则。连小孩都明白的理朝廷怎么不明白？当然不是朝廷说变就变，尔反尔，而是驻藏大臣文硕骗了他：什么“不取接仗、迎面对敌、阵地固垒之法”什么“分散伏，游击无常，中途拦打，迂回敌后，截其粮”什么“宜退不宜，明退暗不退，以柔克刚，饿死远来之敌”都是文硕自己的主张，朝廷从来没有过抵抗的意图。这个文硕，好大的胆，如此矫命伪诈，难就不怕丢了乌纱掉了脑袋？加索！

又寻思：文硕为什么要这样？为了大清朝的国土，为了西藏，为了我？可不是吗！决抵抗，不正是他摄政王和僧俗集团的希望？这么一想，迪牧的情绪渐渐平和了，意识到现在不是推诿、责怪、怨恨的时候，关键是要确定当下的目标：怎么办？是继续抵抗，还是就此放弃？是听朝廷的，还是听驻藏大臣的？或者谁的也不听，就听自己的？

啊，自己的，自己有什么主意？他苦苦思考着，在忠于朝廷和忠于自己之间无数次地穿梭，似乎听到“哗了”一声，发白了，眉宇间耸起的川字再也平坦不下去了，额的皱纹变成了西藏的山川。他长吐一气，发现又是一天一夜。

摄政王迪牧把白家叫来，吩咐他通知三大寺：即刻选派人组成代表团前往边境照会英军，据理退兵。并联络哲孟雄、布鲁克、廓尔喀三国，商谈共同打击英军事宜。代表团的统领由驻藏大臣委派，代表选后，应尽快前往驻藏大臣官邸集中。迪牧想用这个办法试探驻藏大臣文硕，是一如既往地持抵抗呢，还是奉承朝廷的意图，退堂鼓一打，云端里看厮杀去了？若是前者，那就是责任是非各担一半，朝廷的怪罪就不能只冲摄政王我来。若是后者，那我就只好担山担一肩挑，着往前走了。

但不前者还是后者，他都必须把西甲喇嘛立即抓起来死。

他已经知西甲喇嘛在前线的所作所为，追踪西甲的丹吉林陀陀隔三岔五就会有报告，这些报告经过白家的手来到了他面前，让他越来越说不清为什么迄今为止西甲喇嘛还活着。但是现在，死是必须的了，当作为摄政王的他已经知朝廷惧怕英人、不准抵抗的态度之后，边境依然行的战事就只能由别人承担责任，这个人非西甲喇嘛莫属，至少可以用来敷衍责朝廷，暂时抚皇上皇太后，争取时间，以待机变：赶快把异教洋赶西藏。

迪牧希望这样一个结果：既能把英人异教赶走，又不得罪朝廷。唯一的办法是，让英人意识到西藏是一块啃不了的骨，知难而退。这样他们就不会再给朝廷施加压力，朝廷也就不会怪罪到西藏上、摄政王上了。所以，传令丹吉林陀陀立即抓捕死西甲喇嘛之后，他又派快使者向前线总俄尔噶送去了亲笔写就的战箭书，大意是能胜则速发义兵，就像狂风扫雪，把洋从大原扫到英吉利海上去。不能胜怎么办？他没说。没说就是不能不能胜。

快使者刚走，就有驻藏大臣官邸的人前来报知：三大寺代表团已经发了。

摄政王问：“文硕大人派了谁统领？”

回答说：“没派谁，文硕大人自己去了。”

摄政王一愣，原来文硕是说他自己呢：“此统领驿脾气，说走就走。”文硕为什么要自己充当统领？明明他已经在风狼尖上，却还要引火烧？难他真有办法据退英人异教，上朝廷下抚藏民？但不驻藏大臣此去有何结果，对他摄政王都是有利的，就等于文硕至少把一半责任揽到自己上了。他心里突起一丝激，这个文硕，和以往的驻藏大臣不一样，倒是个一心为了西藏的才。

摄政王觉得文硕的好心应该得到回报，便把白家叫来，吩咐他，从丹吉林派一个七品俗官汉餐大厨师，派一个五品僧官藏餐大厨师，再去雪村拣选一位漂亮能的姑娘。驻藏大臣文硕是俗世之人，从北京孤远来西藏，自然需要女人照顾。又写了亲笔文书：沿途各宗谿官民，一律达赖喇嘛和摄政王行规格，给文硕大臣供奉宿和支派乌拉。

之后，摄政王迪牧倒便睡。真是累了，不仅累，更是心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