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了。这个事件惊动了全城的人，因为这太突然太乎预料了。他搅了一个永远无法查清的案件中，据说这个案件落石那天就可以解释一切：黑暗年代里一个又一个革命者的失踪、斗争的失利、计划的破产…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逮捕父亲大半只是于臆测，或于更大的谋。反正我相信母亲的话：

她当时就认为父亲是无辜的。父亲永远不会背叛。是他的忠贞使他近了这样一个结局。

从此我们家走了恐怖时期。大院里没有一天是安宁的，不断涌一些奇奇怪怪的人，他们大半都是我们不认识的人。

母亲日夜哭泣，后来又病倒了，是外祖母劝导她、安她，请医生为她诊治…今天我想：外祖母可以说是天底下最不幸的女人了，失去了丈夫：又守着一个失去了男人的女儿，这是她唯一的女儿啊！

母亲告诉我，她当时后悔的是没有听从别人的劝告，尽快地离开这个大院，也没有把父亲的东西转移去。不久一些人驾着车来了，不由分说就把几代人积存的东西往车上装。外祖母疯了一样奔跑，伸手拦他们，说这是先生的东西，你们没有权利拿走。领的冷笑说：先生算什么？

"先生"就是我的外祖父，因为那时已经不能叫"老爷"了。天哪，一个为小城的解放忙碌一生、尽了最后一滴血的人，在胜利者看来已不算什么了。外祖母坐在了院里的方砖地上，不吱一声。她似乎明白了，胜利者即幸存者，他们要背叛和遗忘都是非常容易的。他们为所为，只要有个借。

现在他们的借就是这个大院了一个"敌人"，这个人刚刚被捕，因而这里要全面清查…我们一家是献了生命和鲜血、献了全情的人，可怜的我们直到最后才明白：

我们不是胜利者。

那一次车究竟拉走了多少东西，已经无法统计了。有人说整整拉了十二车，有人说更多。反正当时都害怕、愤怒、惊愕，顾不上其他了。东西都拉到了新成立的一个委会，大分堆在一个大砖屋中，后来可能又转移到别的地方一分。

妈妈的病好了。奇怪的是她在更为严酷的时候反而住了。她安顿好自己的母亲，一个人去见城里的司令官。司令官对她还算礼貌，耐心听了她的陈述。妈妈主要指自己的父亲属于为革命献的先烈，我们既然胜利了，就应该尊重他，尊重他的一切。司令官觉得有理，但又认为我父亲的东西（它们有可能是罪证）与外祖父的东西并非一下可以分得清的，所以暂且一并收起——归还的日嘛，指日可待。

妈妈抱着一线希望归来了。

结果过了很长时间才传回话来，让去人认领东西。外祖母和母亲都去了，领回的都是一些外祖父穿过的旧衣服，不太值钱的老式家。要知外祖父当年是非常简朴的，他的全积蓄都用在了新医院的创立上，当时的药品和医疗械非常贵，有不少需要直接。妈妈说这些药品的一大分都在暗中运给了革命队伍…令人欣喜的是几乎所有书籍都拉回来了，这一让妈妈兴。她说：从那时起她就明白了，掠夺者是些不读书的人。

我知外祖父、父亲，还有那个同样不幸的"反动政客"，据说是心慈面的父亲的叔伯爷爷，都是些读书的人。

他们不停地读。我那时觉得母亲在把人划分成"读书的人"和"不读书的人"，而不仅仅是分成"好人"和"坏人"。直到长大了我才明白，划分人的方法还有许多，比如说"善良的人"和"凶狠的人"、"单纯的人"和"复杂的人"、"纯洁的人"和"污浊的人"、"卑劣的人"和"崇的人"…要划分起来真是没完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