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下，说：“你还喝这个？快走吧，从今往后你要吃小灶啦。”我有些莫名其妙的望着他们，他们又极熟悉地对我说：“地区的领导要找你和夏红梅亲自谈话呢，一起重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被你和夏红梅揪来了，肯定你和夏红梅要当镇长或镇党委书记了。”我们要当的不是镇长或镇上的小书记。当我们看到停在二程牌坊下的轿车时，我们才知随车来接我们的是地委组织专各县班的刘长。刘长40余岁，老练稳重，背微微驼着，像一个五十几岁的老儿，他老远迎过来，握住我的手，轻轻叫了一声“县长”我被他这一喊如雷一样震住了，想立刻一个明白来，这时候另外一个县委的妇女陪着红梅从胡同那来了，刘长便极神秘地说：“上车吧，县长，啥儿也别问，到县里你就知了。”我们就这样被从程岗接走了。与二程牌坊、程寺和程岗大队的上千人告别了，和革命与斗争、战斗与友谊、敌人和朋友，程庆林与程天顺、大街与小巷，地与麦场，耙耧与树木，猪与碗筷等等等等告别了。我坐在车前座位上，他们三个坐在后排座位上。从车的小镜里，我看见红梅脸上满是兴奋的疑云，像没有生成的红霞一样飘挂着。那当儿，我极想坐到后排去，和她挤在一块儿，挨着，挨着，彼此的手偷偷拉在一起，以便传递我们二人激动和蹦蹦的喜悦与压抑。可是，我已经被地委组织的长当革命的新星县长安排在前座了，正县长还是副县长？可能是副县长，毕竟我还不到30岁，毕竟我原来才是副镇长，籍还在程岗大队里，说到底还是一个农民哩。社会上行对所有的副职唤时都不加副字，在那次把我害苦了。我想明白我到底是县长还是副县长却又不便问的幸福与苦恼得我一路坐卧不宁，为了显示我一个了不起的革命家的气度，我又只能端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弹，直到小车通过我和红梅在程岗十八里外的坟墓狂的路上我才朝窗外扭了一下，轻轻地咳一下。红梅咳了两下，算对我咳的心领与神会。然后，那轿车———我俩都是第一次坐轿车，座位的没法说，一路上我无数次的想，那黑亮的铁壳轿车是不是在我果真当了县长之后就归我了呢？———轿车驶过黄家岗大队，驶过红库公社，驶过大坪公社，驶过县城的老城区，79里的风掣电驰，很快就把我们拉了县委大院后边的一个小院里。那是一个四方小院，三面是机瓦红房，正面是两扇半开的大铁门。我们去时，有持枪的哨兵瞄瞄车牌，就慌忙把铁门敞开了。在那红瓦红墙和红砖铺地的小院停下车（我们像掉了一个血池里），刘长先一步下来，到一间屋里去一会，便把我们领了另外一间房外的会客室，恭恭敬敬给我们倒上，让我们坐在一对沙发上。（我和红梅也都是第一次坐沙发，没想到沙发比轿车的座位还要，下坐时我们两个仿佛如坐牢一模一样，同时慌忙着把朝上提了提，把压在了沙发沿儿上。幸亏刘长正给我们沏没看到。一个地委组织的长亲自给我们泡喝，这又说明了啥儿、证明了啥儿呢？）他把两个泡着清茶的玻璃杯放在我们面前的茶几上（我是后来知那个长条暗红、低矮的小桌的名字叫茶几），然后他如机一样说：“地委关书记住这儿，他过一会儿来给你们谈，你们先喝。”说完刘长就退将去了。我们知九都地委书记叫关明正，可我们不敢相信地委书记会亲自和我俩谈话儿，不敢相信革命发生了如此大的天翻和地覆。说到底我们就是去了一趟耙耧山，把王振海将土地下放的谋揭发在革命的光天化日之下了。我们最直接的目的，是尽快把王振海从台上赶下来，把他手中的权力夺过来，我们哪能料到我们揭发的是一起全国最大的复辟资本主义的大案呢？哪能料到这一要案把县长也从台上炮轰下去呢？的成功之光是果真地提前来到了，提前把我们的双照得昏迷了，把我们内心煮得不能安宁了。我们对提前到来的成功毫无准备，如我们最初回到程岗革命时犯下的革命幼稚症一样，这次革命的成功把我和红梅彻底地推向灾难的渊了。刘长走了之后，我和红梅不敢大声说话。我们彼此辣辣、焦渴渴地望了一，都到了对方的目光如铁匠炉里烧红的铁条急需淬火的凉样急需从对方那儿得到贴和降温。我们坐在沙发上，看见刘长从窗前拐过去，两只手

本章尚未读完,请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