髦，而且举止大方，活脱脱一个城里人。她父亲双全还得意地透给邻里乡亲，芳玲这几年到圳打工去了，从打工妹起，已升任一家公司的“拉长”（生产线理人员，也称为主），月薪七八百元，这次给家里带回来了一万多元。

在双全说这些话的当晚，村里就有十几人家的大人带着自己的儿女登门去了。有在家里抓了几只去的，有特意上山打了野味送去的，目的只有一个，都是求芳玲将他们的女带这穷山沟，外打工挣钱。

双全很兴地接待了大伙，他像是回到了往日当村支书时家里来客不断的风光日。自他被免职后，他家里就很少来人了，更别说有找他办事的，这让上了官瘾的双全好不自在，总觉得自己周围一下没人捧着追着，就不是双全了。

然而，女儿芳玲的态度让双全觉好没面，也让大伙儿切期盼的心凉了半截。芳玲说，她公司用工条件提了，现在非中毕业生不录用。

谁都知，这村里没几人读过中，明摆着是将人拒之门外。于是各自回家后，说什么的都有。有说芳玲发达了就看不起人，忘了本；有说芳玲本来就算不得什么好人，这么些年离家在外，连封信也没有，不知都了些什么。

听了这些议论，心中也升起了无数疑团。他问伯父：“你知芳玲这几年在外，为什么也不写封信回家吗？”

伯父轻蔑地一笑：“你她的事嘛？”

“哦。”明白，世上没有人知自己内心是多么牵挂芳玲的，他也不想让人知，便装着无所谓地说：“没什么，随便问问。”

伯父说：“她老爸，也就是我们的那个死对，说什么是因为她女儿一心想名堂才这样。说她在外一直得不太好，所以不好意思与家里联系，现在得不错了，便直接回到家里看看。”

“不会吧？”想，那她为什么不与我联系呢？

伯父并不知的内心所想，便说：“我想也不会，鬼知他们家的事，我不得他女儿死在外面呢。”

“你…”想责备伯父不该骂人，但又忍住了。站在伯父乃至自己全家的立场，都不会原谅双全曾经的所作所为，自然也不会有好话对待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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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里一回到县委机关上班，便被李唯一叫去了。在蔡学良的办公室，只见平日里和蔼可亲的蔡叔叔板着个脸。

“蔡叔叔，您找我。”走到蔡学良办公桌前，有小心地问。

蔡学良朝李唯一摆摆手，李唯一便转门，且将门轻轻带上了。

“你坐吧。”蔡学良指指办公桌前的椅。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很小心地坐在椅上。

“我有事问你。”蔡学良说“你是不是经常到一些县直单位和乡镇去要吃要喝，且让某些单位的办公室人员请你？”

“我…”一下懵了，不知蔡叔叔在说什么。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在我面前你要说实话。”

“我，我真的没有啊。吃饭偶尔吃过，但那也是曲指可数的几次啊，至于，我都不知是怎么回事。”

“可有人在告你，你敢与他对质吗？”

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敢！”

“真的敢？”蔡学良又问。

“没过就是没过，我有什么不敢，你把他叫来。”到很气愤，倒真的很想会会这个诬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