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有的留下宣传工作，有的派到南昌参加起义。商舟被派回到K省的洛北地区，任中共靖（州）洛（州）军委负责人。

商舟认为，洛北地区军阀派系很多，了许多诸如井云飞这样的山大王，历代统治者都拿他们没办法，不得不借重于他们的力量实行统治，就因为他们有枪杆，有地盘。一系列失败使商舟清醒地认识到，要发展武装斗争，一定要在封建武装薄弱的地区建立自己的军队，创立巩固的农村据地，只有抓起枪杆，才能够为老百姓争取公平和人。

如果用当时的政府观看商舟的行为，就是地地的土匪行为，所以，很长时间以来，商舟一直被称之为土匪或者共匪，就像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把井云飞称之为“大土匪”、“大地主”一样。

需要向读者代的是，一九二八年一月，K省国民政府对靖（州）洛（州）的行政区划了新的划分，两地列为同等级别的行政区，靖州行政区辖北地区十二县，洛州行政区辖南地区十一县。这样，原靖（州）洛（州）政府主席、政府军三十四师师长陆相武的地盘就等于被削减了一半，而洛州行政区则调任

国民党三十一师师长刘世英驻防，原泉县县长汪清廉升任洛州行政区主席。掌握靖州军政大权的陆相武把靖州以及周边地区控制得如同铁桶一般，革命力量很难在那个地区发展。

商舟决定避其锋芒，把重心放在洛州。洛州山大沟，在历史上从来不是经济发达的地方，国民党洛州政府主席汪清廉和守军刘世英素有纠葛，政制混。刘世英主要缩固守在洛州城及周边几个县城，而刘世英则在广大农村依靠当地豪绅行使治理权力，和陆相武的军队相比，武装备也较差。刘世英是一介武夫，治理军队手段落后，那些兵痞们横行霸，鱼乡里，早已经天怒人怨。这里正是发动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据地的好地方。

一九三〇年十月三十一日（农历一九三〇年九月初十），商舟发动了著名的洛州起义，推翻了国民党在洛州的统治，洛州政府主席汪清廉投降，刘世英大分被消灭在洛州各县，只带领一小分残兵败将向北窜到靖州，和陆相武纠合到一起去了。

读者已经熟悉的石玉兰的家乡崤县就是在这一年的十月二十九日被宣告解放的。

盘踞在崤残酷剥削农民的大地主陆仪竟然没有来得及逃走，在靖州边界的一条小河岸边——这里距离陆相武派来接应的队仅仅一个小时的路程——被愤怒的佃（一说是一小土匪）擒获，一家老少十三全被杀，所带财被抢掠一空。

那个炎的夏天，整个洛州地面洋溢着劳苦大众的笑之声。

商舟在洛州建立了苏维埃政府，组建了洛北工农革命军，中共K省省委任命商舟为洛州苏维埃政府主席兼洛北工农革命军军长、军委主席。从此，洛州就有了从州到县，从县到乡，从乡到村的苏维埃政权。

如果我们从更大范围看待这一历史事件，就会发现，商舟在洛州行的革命不是偶然和唯一的，事实上，陕北的刘志丹、谢长、李洲早已经了同样的事情，也就是说，洛州发生的事件是更大范围内一场革命的组成分，因此，它所蕴涵的历史意义必然要超越洛州本，有一宏观的意味。

苏维埃政权绝不仅仅是把土地分给佃农，它要改变的是几千年以来一直在延续的政治、经济、文化观念，这样，它就要引导民众对人对事形成合乎革命理想的新见解。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为了到这一，共产党人了艰苦的努力。

我写作本书的时候，曾经翻阅大量历史资料，作为我的同学吴克勤给我提供的创作素材的补充。当我沉浸在历史烟尘中的时候，我地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胆识和魄力所折服。我发现，在改变人的观念问题上，我们党早在二三十年代所行的思想教育活动和文化整合运动，就已经有了我们这些晚辈亲受的那谋远虑、力度以及无所不在的对于人的神活动行影响和召的力量。

革命，照《辞海》的解释，有三个层面的意思：在社会学意义上，它是“人们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中所行的重大变革。…在阶级社会里，社会革命是阶级斗争的集中现”；在哲学意义上，它则现为“事的本质变过程，与‘化’相对”；在文化意义上，它则显示为“古代以王者受命于天，古称王者易姓，改朝换代为‘革命’。例：《易·革》：‘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变革；命，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