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变化了。那变化是怎样侵扰到她们的生活的，很难想象，但估计也不会有什么过于特别的地方，像所有衰败的中产阶级家一样，小们惟惊恐万状、睁大了睛发现必须要过另一日了。颠沛离，投亲靠友，节衣缩，随波逐，像在失去了方向的大海上会着沉浮与炎凉…然后，有一天时局似乎稳定了，不过未来明显已不能再像以往那样任地描画。以往的描画如同一叠心保存的旧钞，虽已无用，但一时还舍不得扔掉，独主义大约就是在那时从无奈走向了定。她们都还收藏着一儿值钱的东西，但全集中起来也并不很多，算来算去也算不什么万全之策，惟知未来的生活全系于此。就这样，现实的严峻联合起往日的浪漫，终于灵机一动：办一所幼儿园吧。天真烂漫的孩就是鼓舞，就是信心和乐。幼儿园吗？对，幼儿园！与世无争，安贫乐命，倾余生之全力浇并不属于我们的未来，是吗？两个老姑娘仿佛终于找回了家园，云遮雾障半个多世纪，她们终于听见了命运慷慨的应许。然后她们租了一房，简单粉刷一下，买了两块黑板和一对木，其余的东西都等以后再说吧，当然是钱的问题…

小学快毕业的时候，我回那幼儿园去看过一回。果然，转椅、梯、攀登架都有了，教室里桌椅齐备，孩也比以前多几倍。房东刘家已经迁走。一个年轻女老师在北屋的廊下弹着风琴，孩们在院里随着琴声排练节目。一间南屋改作厨房，孩们可以在幼儿园用餐了。那个年轻女老师问我：“你找谁？”我说：“苏老师和孙老师呢？”“她们呀？已经退休了。”我回家告诉母亲，母亲说哪是什么退休呀，是她们的和阶级成分不适合教育工作。后来“文革”开始了，又听说她们都被遣送回原藉。

“文革”行到无可奈何之时，有一天我在街上碰见孙老师。她的发有些，直着睛走路，仍然匆忙、慌张。我叫了她一声，她站住，茫然地看我。我说我的名字“您不记得我了？”她脸上死了一样，好半天，忽然活过来：“啊，是你呀，哎呀哎呀，那回可真是把你给冤枉了呀。”我故作惊讶状：“冤枉了？我？”其实我已经知她指的是什么。“可事后你就不来了。苏老师跟我说，这可真是把那孩的心伤重了吧？”

那是我临上小学前不久的事。在东屋教室门前，一群孩往里冲，另一群孩住门不让，并不为什么，只是一游戏。我在要冲来的一群中，使劲推门，忽然门把我的手指压住了，疼极之下我用力一脚把门踹开，不料把一个女孩儿撞得仰面朝天。女孩儿鼻血，上起了个包，不停地哭。苏老师过来哄她，同时罚我的站。我站在窗前看别的孩们上课，心里委屈，就用蜡笔在糊了白纸的窗棂上画，画一个老太太，在旁边注明一个“苏”字。待苏老师发现时，雪白有窗棂已布满一个个老太太和一个个“苏”苏老师颤抖着嘴，只说得一句话：“那可是我和孙老师俩糊了好几天的呀…”此后我就告别了幼儿园，理由是上就要上小学了，其实呢，我是不敢再见那窗棂。

孙老师并没有太大变化，惟发白了些，往日的慈祥也都并慌张。我问：“苏老师呢，她好吗？”孙老师抬看我的，揣测我的年龄，然后以对一个成年人的语气轻声对我说：“我们都结了婚，各人忙各人的家呢。”我以为以我的年龄不合适再问下去，但从此心里常想，那会是怎样的男人和怎样的家呢？譬如说，与她们早年的期待是否相符？与那光似的琴声能否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