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铃响了。老江对着话筒“哼哼”了两声，忍气吞声地挂了电话。“事惹大啦！”他斜了我一，嘟囔着：“全知了，试，试个疯选举的来！”

“是我的，我一个人承担责任。”我说。

“你承担又怎么样？这个试归我负责。上边也是瞪着两说梦话呢，一定要把那张选票找来，挽回影响。”

“怎么办？”

“实在没辙，随便找一张来，就说是那个疯的，妈的，反正都一样，活人别让憋死。喂，别发愣。前三个是圈，后两个是叉。”

我走灰楼，走上楼梯。楼梯两边的墙上“打倒刘邓陶”的墨迹依稀可辨，只是上面又多了一层粉写的骂人的话，证明这不是“革造司令”了。什么时候改成家属楼的？我忽然意识到，我终于走这座当年那么令我神往的楼里来了。…“不，今晚我就不回去了！”我生气地甩开他的胳膊，想要趟过小河去。他一把把我拉倒在草丛里：“不，我不许！”“你！你不是卢嘉川，你是于永泽！”少女的秘密就这样了。他地搂住我。我听话地在他怀里泣，咬他壮的胳膊：“‘红团’上要总攻了，我要和你在一起，死，死在一起。”“不，你不能死…”“那你呢？”“我？我也不死…我要回到海岛去，妈妈在等我。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吗？”我，使劲，把嘴贴在他厚实的脯上，堵住哭声。我枕着他的胳膊，梦想着海…星星快要灭了，楼上又传来促他的咳嗽声…

昏暗长的楼两边错地站着两排火炉，像是仪仗队，像是在标榜那是一个家。我差撞在垃圾箱上。二氧化碳的比例肯定不小。幸亏楼两的玻璃窗早已然无存。我翻开选民登记册，敲着每只炉旁边的门。

“这是您的选民证，要认真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我微笑着说。

“当然当然，这是党给我们的光荣权利。”选民微笑着说。

“这是您的选民证，光荣的权利要认真行使。”我微笑着说。

“这权利是党给的，来之不易，当然当然。”选民微笑着说。

下回再有这差事，不如带一台录音机，把那几句话事先录好，到时候一放就行了。既可以提工作效率，又可以减轻劳动度。微笑怎么办呢？也许能用电针机？在针灸科见过那玩意。需要在颤动的肌上刺银针，接通电源，还可以控制微笑的频率。

“前三个是圈，后两个是叉。”

老江也需要一台录音机。

“您只要说‘同上’就行了。”

老江不以为然地看了看我，继续念：“前三个是圈，后两个是叉。”

随他去吧，他宁肯要一低效率、度的工作方法。光是引先技术可没用。比如，用录音机就对付不了一些特殊情况…

一个发快掉光了的老太太抬起浑浊得发灰的睛，问我：“姑娘，这证儿从几月份开始用？这个月有芝麻酱吗？”…那个象宾努亲王似的不住地摇的老儿，仔细查看了选民证，慨叹：“这回一人一个就好了，要不我家人多，供应的东西总要吃亏…”

楼下哄哄的，似乎发生了什么事。在楼梯拐弯的窗，我探去。

“噢！背一段，背一段最指示！”

“背一段，背一段给你说个媳妇儿！”

一群冒着烟儿的小伙正围着那个大汉寻开心。大汉蹲在河边，大惑不解似地呆望着众人。彩的纸片从他膝上飞开了，飞得到都是。小姑娘哪儿去了呢？

“背呀！背那段，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受罪很有必要…”一阵阵尖亮的哨声和笑骂声。

大汉猛地站起来，喊：“你们胡说！”声音仍是那么喑哑、呆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