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他就更像似波了吧。──这有离题了。）

说到隐秘，什么隐秘呢？比如说，A的恶行我也可能会有（善行也一样），只不过因为某机缘，A的恶行成为了现实，而我的这潜在的可能未经暴——这通过我对A的理解而得印证。我相信，凡我们真正理解了的行为，都是我们也可能发生的行为，否则我们是怎么理解的呢？我们怎么知他是如此这般，于是顺理成章地铸成了恶行的呢？如果我们没有这潜在的可能，我们就会想不通，我们就会说“那真是我不能理解的”人恶，并不只是一些显形罪者的专利。（比如，某甲在“文革”中并未打人，但他是否就可以夸耀自己的清白？是不是说，未曾施暴的人就一定不会施暴呢？叛徒的逻辑亦如是，你不是叛徒，但你想过没有，你若在他的位置上会怎样呢？如果我们都害怕自己就是葵林里的那个叛徒，那就说明我们都清楚她退维谷的可怕境，就说明我们都可能是她。）不光在这类极端的例中有这样的逻辑，在任何其他的思与行中都是如此。我可能是Z、L、O、N、WR…因此我这样地写了他们，这等于是写了我自己的可能。我的心魂，我的望，要比我的实际行为大得多，那大的分存在于我的可能中，并在他人的现实中看到了它的开放——不是恶之，还是善之。尽这可能甚至是互相矛盾的，但难我们不是矛盾的么？我们的内心、望、行为不是常常地矛盾着么？善恶俱在，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才是此一心魂的真确。当然，他们过的很多事并非就是我的实际经历，但那是我的心魂经历。如果我这样设想，这样理解、希望、梦想了…并由之与柳青、梅娘一起而受到了好与丑陋、快乐与恐惧、幸福与痛苦、恋或怨恨、有限与无限…为什么这不可以叫我的经历？的老茧，比心魂的年更称得上是经历吗？（所以，顺便说一句：当有人说《务》中的角可能是现实中的谁的时候，我想那可真是离题太远。）

我想，某小说的规矩是可以放弃的，在试图看一看心魂真实的时候，那尤其是值得放弃的。就是说，对《务》中的角，不必一定要清楚谁是谁（更不要说《务》外的人了）。事实上，除非档案与病历，又何必非清楚谁是谁不可呢？又怎么能清楚谁是谁呢？然而档案只记录行为，病历只记录生理，二者均距心魂遥远，那未必是文学要的事。还是玻尔那句话的翻版：我无法告诉你我是谁，我只能告诉你，关于我，我能够怎样想。

如果有人说《务》不是小说，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对。如果有人说它既不是小说，也不是散文，也不是诗，也不是报告文学，我觉得也还是没什么不对。因为实在是不知它是什么，才勉叫它小说。大约还因为，玻尔先生的那句话还可以作另一引申：我不关心小说是什么，我只关心小说可以怎样说。况且，倘其不是小说，也不是其他任何有名有姓的东西，它就不可以也生一回试试吗？——这是我对所谓“小说”的看法，并不特指《务》。这封信已经写得有像争辩了，或者为着什么实际的东西而争辩了。那就再说一句：写这长篇时的心情更像是为了还一个心愿，其初始是极私人化的，虽然也并非纯粹到不计功利，但能版也已经足够了。至于它能抓住多少读者，那完全是它自己的事了。您的版事业刚刚开始，不必太为它心，不能赚钱的事先不要，否则反倒什么也不成。“务虚”与“务实”本当是两逻辑，各司其职，天经地义。

我近来稍差，医生要我全面休息，所以就连这封信也是断断续续写了好些天。立哲想请我去国逛一趟，如果无大问题，可望6月成行。到时瑞虎将我们的导游兼司机，这真让人想起来就兴。只盼梦成真吧——这一回不要止于务虚才好。那时您若有空，可否也来一聚呢？

即颂

大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