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不是我想去勾结死神，而是死神对我有了兴趣。我烧到40多度，朋友们把我抬到友谊医院，内科说没有护理截病人的经验，柏大夫就去找来王主任，找来张护士长，于是我又住神内病房。尤其是二十九岁那次，烧不退，整天昏睡、呕吐，差不多三个月不敢闻饭味，光用血去喝糖，血压也不安定，先是低压升到120接着压又降到60，大夫们一度担心我活不过那年冬天了——肾，好像是接近完的模样，治疗手段又像是接近于无了。我的同学找柏大夫商量，他们又一起去找唐大夫：要不要把这事告诉我父亲？他们决定：不。告诉他，他还不是白着急？然后他们分了工：死的事由我那同学和柏大夫，等我死了由他们去向我父亲解释；活着的我由唐大夫多多关照。唐大夫说：“好，我以教学的理由留他在这儿，他活一天就还要想一天办法。”真是人不当死鬼神奈何其不得，冬天一过我又活了，看样极可能活到下一个世纪去。唐大夫就是当年把我接十号的那个女大夫，就是那个步履轻盈温文尔雅的女大夫，但八年过去她已是两鬓如霜了。又过了9年，我第三次住院时唐大夫已经不在。听说我又来了，科里的老大夫、老护士们都来看我，问候我，夸我的小说写得还不错，跟我叙叙家常，惟唐大夫不能来了。我知她不能来了，她不在了。我曾摇着椅去给她送过一个小圈，大家都说：她是累死的，她肯定是累死的！我永远记得她把我迎病房的那个中午，她贴近我的耳边轻轻柔柔地问：“午饭吃了没？”倏忽之间，怎么，她已经不在了？她不过才五十岁。这事真让人哑无言，总觉得不大说得通，肯定是谁把逻辑摆错了。

但愿柏大夫这一代的命运会好些。实际只是当着众多病人时我才叫她柏大夫。平时我叫她“小柏”她叫我“小史”她开玩笑时自称是我的“私人保健医”不过这不像玩笑这很近实情。近两年我叫她“老柏”她叫我“老史”了。十九年前的秋，病房里新来了个卫生员，梳着短辫儿，一条长围巾穿一双黑灯绒鞋，虽是一地的北京城里话，却满满脸的乡土气尚未退尽。“你也是队的？”我问她。“你也是？”听得来，她早已知了。“你哪届？”“老初二，你呢？”“我六八，老初一。你哪儿？”“陕北。你哪儿？”“我内蒙。”这就行了，全明白了，这样的招呼是我们这代人的专利，这样的问答立刻把我们拉近。我料定，几十年后这样的对话仍会在一些白发苍苍的人中间行，仍是他们之间最亲切的问候和最有效的沟通方式；后世的语言学者会煞费苦心地对此作一番考证，正儿八经地写一篇论文去得一个学位。而我们这代人是怎样得一个学位的呢？十四五岁停学，十七八岁下乡，若年后回城，得一个最被轻视的工作，但在农村呆过了还有什么工作不能的呢，同时学心不死业余苦读，好不容易上了个大学，毕业之后又被轻视——因为真不巧你是个“工农兵学员”你又得设法摘掉这个帽，考试考试考试这代人可真没少考试，然后用你加倍的努力让老的少的都服气，用你的实际平和能力让人们相信你得上那个学位——这就是我们这代人得一个学位的典型途径。这还不是最坎坷的途径。“小柏”变成“老柏”那个卫生员成为柏大夫，大致就是这么个途径，我知，因为我们已是多年的朋友。她的丈夫大上也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们都是朋友了；连她的儿也叫我“老史”闲下来细细去品，这个“老史”最令人羡慕的地方，便是一向活在友谊中。真说不定，这与我二十一岁那年恰恰住了“友谊”医院有关。

因此偶尔有人说我是活在世外桃源，语气中不免了一讥讽，仿佛这全是于我的自娱甚至自欺。我颇不以为然。我既非活在世外桃源，也从不相信有什么世外桃源。但我相信世间桃源，世间确有此源，如果没有恐怕谁也就不想再活。倘此源有时弱小下去，依我看，至少讥讽并不能使其大。千万年来它作为现实，更作为信念，这才不断。它源于心中再心中，它施于心又由于心，这才不断。其大，舍心之虔诚又向何求呢？

也有人说我是不是一直活在童话里？语气中既有赞许又有告诫。赞许并且告诫，这很让我信服。赞许既在，告诫并不意指人们之间应该加固一条防线，而只是提醒我：童话的缺憾不在于它太，而在于它必要走一个更为纷繁而且严酷的世界，那时只怕它太。

事实上在二十一岁那年，上帝已经这样提醒我了，他早已把他的超级童话和永恒的谜语向我略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