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的字。外来的画匠画一对木箱要十几块钱，我只要主人我一天工，外加一顿杂面条条儿。那时候真是馋呀，知青灶上不成那么好吃的杂面条条儿；山里挖来的小蒜捣烂，再加上一叫作（不清是哪两个字）的佐料，实在好吃得很。我的画技还算可以，真的，不。老乡把我画的木箱担到集上卖，都卖了好价钱。画了十几对不能再画了。大家都认为，画一对木箱自家用，算得上是为贫下中农了好事，但有人把它担到集上去赚钱就不是社会主义。我便再难吃上那的香香的杂面条条儿了。

历史总归会记得，那块古老的黄土地上曾经来过一群北京学生，他们在那儿过一些好事，也助长过一些坏事。比如，我们激烈地反对过小队分红。关家庄占据着全川最好的土地，公社便在此搞大队分红试，我们想，越小就越要滋生私，越大当然就越接近公，一大二公嘛，就越看得见共产主义的明天。谁料这样搞的结果是把关家庄搞成全川最穷的村了。再比如，我们吆三喝四地批斗过那些搞“投机倒把”或门耍手艺赚钱的人，吓得人家老婆孩“好你了，好你了”一劲儿央告。还有，在“以粮为纲”的激励下，知识青年带把村里的果树都砍了，粮。果树的主人躲在窑里泪，真仿佛杨白劳再世又撞见了黄世仁。好在几年后我们知不能再那么了，我们开始懂一些中国的事了。读了些历史也看见了些历史，读了些理论又亲历了些生活，知再那样不行。尤其知青的命运和农民们的命运已经连在一起了，这是我们那几届“老”得天独厚之，至少开始两年我们差不多绝了回城的望，相信就将在那原上繁衍孙了，谁在这位置谁都会幡然醒悟，那样是没有活路的。

当然，一有机会我们还是都飞了，飞回城，飞国，飞得全世界都有。这现象说起来复杂，要想说清其中缘由，怕是得各门类学者合力去写几本大书。

1984年我在几位作家朋友的帮助下又回了一趟陕北。因为政策的改善，关家庄的生活比十几年前自然是好多了，不敢说丰衣，钱也还是没有几个，但毕竟足了。乡亲们迎我到村，家家都请我去吃饭，吃的都是白面条条儿。我说我想吃杂面条条儿。众人说：“哎呀——，谁晓得你吃那号儿？”但是，农民们还是担心，担心政策变了还不是要受穷？担心连遇灾年还不是要挨饿？陕北，浑浊的黄河两岸，赤的黄土原，仍然是得靠天吃饭。

那年我一次走了南泥湾。歌里唱她是“陕北的好江南”我一向认为是艺术夸张，但亲临其地一看，才知当年写歌词的人都还没学会说假话呢。那儿的山是绿的，是清的，空气也是的，川地里都的稻，汽车开一路，两旁的树丛中有的是野果和草药，随时有野、野鸽振翅起落。究其所以，盖因那满山遍野林木的作用。谙历史的人告诉我，几百年前的陕北莽莽苍苍都是原始森林。但是一南泥湾的地界，无边无际又全是灼目的黄土了。我想，要是当年我们一来就开始树造林，现在的陕北已是一块富庶之地了。我想要是那样，这原早已变绿，黄河早已变清了。我想，下这条浑浊的河，这片黄的土地，难是民族的骄傲吗？其实是罪过，是耻辱。但是见过了南泥湾，心里有了希望：树吧树吧树吧，把当年红卫兵的情都用来树吧，让祖国山河一片绿吧！不如此不足使那片贫穷的土地有个本的变化。

篇幅所限，不能再说了。队的岁月忘不了，所有的事都忘不了，说起来没有个完。自己为自己盖棺论定是件稽的事，历史总归要由后人去评说。再唠叨两句闲话作为结束语吧：要是一罐青格凌凌的麻油洒在了黄土地上，怎么办？别着急，把浸了油的黄土都挖起来，放锅里重新熬；当年乡亲们的日就是这么过的。再有，现在行“侃大山”一语，不知与我们当年的掏地有无关联？掏地就是刨地，是真正抡圆了镢去把所有僵的大山都砍得松；我们的青就是这样过的。还有一件值得回味的事，我们十七八岁去队时，男生和女生互相都不说话，心里动动的但都不敢说话，远远地望一回或偶尔说上一句半句，浑的但还是不敢说下去；我们就是这样走了人生的。这些事够后世的年轻人琢磨的，要是他们有兴趣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