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写的这些借条，使我产生一震动。妻见我长时间发呆，以为我是过度悲痛，其实，我是在又一次认爸爸，并向爸爸忏悔。这忏悔的烈程度，前所未有。

爸爸不是英雄，不仅没有与造反派打斗，反而向造反派借钱。借钱的目的也不是为了什么事业，而只是为了家人衣。这姿态，看来很低很俗，却给了我当一击。

这些事，本来可以由我来，而且可以比爸爸得有效，因为我毕竟没有被关押。但是，我却为了一莫名其妙的人格气节，连想也没有想过。

例如，直到今天我纔敢问自己：为什么当时不与我们学院的造反派们靠近一呢？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是好人，我如果与其中一两个人倾诉我家苦难，他们如果动了恻隐之心，以一所校造反派组织的名义去找我爸爸单位的造反派，爸爸的境一定会有所改变。我为什么不可以给造反派一个笑脸，换下爸爸写给造反派的一张借条？

那么，接下来，我放弃的机会就太多了。正如我的被告古先生在法上说的那样，当时不可能有人抵制大批判。这当然是他以己度人，但确实也概括了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的共同态度，我却为什么偏偏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抵制呢？照我的天，当然绝对不可能去参与那些伤害他人的大批判，但当时大批判中也有大量哨、空的跟风之作，我如果放松段，也跟着写几篇，那么，就不必在全家最艰难的岁月里发到外地农场去了，不必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前夕逃到奉化的山间老屋里去了，极有可能换得稍有权势的人的一照顾。也就是说，我如果人云亦云地写一些，爸爸又何必锥心泣血地写那么多？

以前，我一直满意自己在灾难中守着一系列人、人原则，这当然不错，但在这个原则之下，应该还有一些活动空间来救助家人，我却把这些空间堵死了。我错误地认为，所有的空间只有黑白分明的两半，而不知中间还有不小的灰地带。黑白分明？除了人、人原则之外，我哪里分得清还有多少黑白界限？四周都被污浊充，所谓净也只是一自我幻觉。我知一切罪名都是诽谤吗？我知中国应该走什么路吗？我知国际的价值标准和人类的终极关怀吗？都不知。因此，我所默默固守的，很可能只是与造反派的一些微小差别，连自认为在血泪隙间的学术写作，现在一看也愚钝破陋。既然如此，我何不退后几步，放低姿态，尽量减少一爸爸、妈妈和全家的实际痛苦？

大概是教育所致，我一直相信，家亲情，应该让位于社会大。历尽灾难方纔明白，家亲情本是社会大，尤其在家破人亡、饥寒迫的时代，更是这样。

我的新课本，就是爸爸写的那些借条。

他向造反派伸手了，而且只是索要家人温饱。但显而易见，他比我崇。作为他的大儿，而且是他被关押后家里最大的男人，我羞愧难言。

突然想起了我们学院的陈汝衡老先生。我在前面写到过，他在造反派歹徒假装要枪毙他的时候，一步步走到墙角后突然回跪下，恳求：

小将，小将，

不要开枪！

我下有妻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