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很熟悉。

门窗还是闭着。

但是，外的门窗却开了一条不小的。传来消息，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华，还要来上海。

真的来了。二月的一个下午，尼克松的车队要经过南京路。学院挨到南京路的一尾，工宣队要严格清理校园，分批值班。在这情况下住在校园里很不自由，我嫌啰嗦，就回家了。

回家一看，爸爸、妈妈都准备发，我只能独个儿待在家里。

爸爸作为“打倒对象”在尼克松到上海期间必须接受单位控制，这是上级文件的神。他反正一有风草动就会被关押，早就习惯了，也不用什么准备，正坐在一边等妈妈。他单位在南京路，妈妈也要去南京路，可以一起走。

妈妈为什么去南京路？说起来有逗人。尼克松的车队要经过南京路，路边两旁那么多房的窗有没有阶级敌人活动？当时的中国，动辄就搞全民防范运动，这次是让大量不住在南京路沿街的居民去占领南京路的每一个窗。妈妈去，邻居每家也都要一个成年人去，并不是于对他们的信任，而是看上他们对南京路沿街住的陌生，因陌生而构成安全制衡。如果尼克松车队经过的是我家门的路，那么该是南京路或其它路的住来驻这里了。

我问妈妈：“他们要你们防范什么呢？”

妈妈说：“已经到居民委员会开过会，说是一要防范有人向尼克松的车队开枪，二是要防范有人与尼克松车队联系，车队里有大量国特务。”

爸爸笑了，说：“第一防范，是把尼克松当国宾；第二防范，是把尼克松当敌人。”

妈妈说：“还规定了，三分之二的窗关闭，三分之一的窗打开。我幸好分在关闭的窗里。”

我问：“为什么说幸好？”

妈妈说：“打开的窗里还要安排人挥手，很麻烦。规定了，不能把手伸去大挥大摇，因为他们是帝国主义；也不能不挥，因为他们是主席的客人。”

爸爸问：“那怎么挥？”

妈妈说：“居民委员会主任已经作过示范，不伸手臂，只伸手掌，小幅度地慢慢摇摆。面表情不能铁板，也不能兴，而是微笑。”

爸爸照这个标准练习起来。妈妈说：“你不用练，你的窗一定关闭。”

正说着，台下有人在喊妈妈。我伸一看，下面很多中老年妇女已经集合，还夹着一些老年男人。喊妈妈的是一个白发老婆婆，大家都叫她“外婆”是居民小组长。

爸爸、妈妈下楼了，我在台上看着。只听“外婆”在说：“你们两个都去？太好了，我们正愁人数不够。”

爸爸说：“我还有别的事，只是顺路。”

我暗笑，心想“别的事”就是去关押。

爸爸、妈妈上路了，为了尼克松。

那天下午，尼克松的车队是怎么经过南京路的呢？尼克松元人和他的随员对南京路有什么观？

我都不知。

我更不知，这些稍稍打开的窗，这些轻轻摆动的手，正为中国预示着一未来。开窗容易关窗难，只要启开了一条小，就再也难以彻底闭合。“开放”——这个再普通不过的词，将成为这片土地的再生秘诀。我的命运，我爸爸、妈妈晚年的命运，都将与此有关。尼克松来后纔几个月，顾泽民同学心急火燎地来通知我：李小林同学的妈妈得了癌症，赶快到武康路去！

李小林的妈妈，就是金先生的夫人萧珊女士。“文革”开始以后金先生承受的每一个打击，都会加倍沉重地打在她的心上。她怕丈夫承受不住，不得不地睁大睛，勇敢地而，温柔地费尽心思。一年又一年，她完全累垮了。七月份确诊之后，由女婿祝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