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同情心。在你们这小小的一拨人享尽人间尊荣、如同国宾的十年间，不必说全国人民，只说你们所知的全国数十万同行在哪里？在什么？当九州岛大地没有一个角落不响彻你们演唱声的漫长岁月，他们在发什么样的？当然，严凤英不是你们死的，故事员不是你们枪毙的，徐扶明也不是你们关押的，但你们应该知，死严凤英、枪毙故事员、关押徐扶明的政治势力，与哄抬、呵护、打扮你们的政治势力是同一批人，而且，是于同一个理由。

那年月我曾多次听过“革命样板戏剧团”演员的报告。不听不行，是政治问题。他们的报告倒也不像当时别的报告那样充满大批判的火药味，而只是不断重复一受到江青“无微不至关”的幸福。由于报告者是演员，总是声音洪亮、字正腔圆，使幸福更加幸福。但是，又由于他们缺少语言控制常识，表述失度，使很多听报告的人都以为他们时时能够见到江青。这当然不是事实，但他们在那灾难岁月享受着旁人求之不得的安全，却是毋庸置疑的。他们拥有的安全系数，甚至于当时的左派领导人。那是因为，这几台戏已经成为爆发文化大革命的象征，而这些演员的形象，也就成了一政治图腾。

这超安全的地位，很快构成了一别无选择的权力文化。全国文艺工作者在经历了所谓“攻击革命样板戏”的铁血恐怖之后终于获得了特赦式的恩赐：移植样板戏、宣传样板戏、研究样板戏、描绘样板戏、拍摄样板戏，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生存之路。上海是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标志之一是上海居然拥有四台样板戏，占了全国全样板戏的一大半。上海这几台样板戏的音乐总监于会泳很快又成了国家文化长，这届文化长的权力，远远于历届其它文化长。由此，上海全文化活动的重中之重，便是声势煊赫、直达天的“样板戏文化”

我觉得，上海文化从原来的开放宽容走向后来的自闭排外，有好几负面门坎，而嚣张十年的“样板戏文化”是其中重要的一。

由此，我不能不对上海戏剧学院略表自豪了。在当时笼罩全国的“样板戏文化”中，以西方戏剧文化为主课程的上海戏剧学院已经看不到专业前途。江青显然是鄙弃话剧的，又传说泽东主席从来不看话剧，他把没有唱腔、功的话剧看成是“开会”说他白天开了一天会，不能让他晚上再开会。这在当时就意味着，话剧死定了，上海戏剧学院也死定了。

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自救，那就是投靠样板戏。例如以样板戏作教材，请样板戏演员教师，或者，以样板戏神来排演一些革命话剧。这些事并不难，毕竟都在戏剧领域，稍稍移步即可险境。然而奇怪的是，这个学院的任何派别、任何门，都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了难能可贵的一致。

五四运动以后接受过西化教育的一代新文化人在创办这所学校时所制定的国际、经典、实验标准，已经成为一遗传和惯，居然在灾难岁月中也没有完全消解，这真是令人惊讶。莎士比亚、莫里哀、易卜生、契诃夫、斯坦尼、曹禺已骨髓，要上海戏剧学院的师生们弯下腰来去朝拜样板戏，几乎没有可能。

于是，工宣队想把那个样板戏演员的父亲当作重磅炸弹来轰一轰的企图，也完全无法实现。

这个院太熟悉一个角演员的父亲对戏剧的意义，因此黑衫男只不过是黑衫男，没有构成威权，甚至没有引起注意。这在工宣队看来，就是资产阶级教学制度对于无产阶级文艺的冷漠和抵拒，他们当然气不过。黑衫男踢我一脚，还准备踢其它人，是发积怨。

挖防空一段时间后，那个给我们布置任务的工宣队员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内，说：“听说你的业务准最，从明天起，每天劳动结束后写一份挖防空的劳动度简报。这位是邵师傅，”他指了指边上一位秃的工宣队员“给你在文字上把把关。”

我以为他不说“在政治上把把关”是为了减少我的政治压力，谁知那位秃的邵师傅真的要在文字上来纠正我，而且只在文字上。第二天他在大广众之间大声喊我的名字，然后说：“昨天你写的简报，有六语法错误，四修辞错误，要改一改…”其实那份简报多只有三四百字，不到一页。

我等他一一指后，说：“你的改吧。”心想，他们多么渴望在专业领域完成占领，今天且让他完成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