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只要事情还在他们手里，你的问题天天会增加，上一趟厕所也会升一个台阶，由它去。现在的关键是要把全家养活，我听说我们在农场劳动每月会有四十元左右的津贴，这就够了，我第一个月就会寄钱来把祖母送回老家。”

说到这里我说不下去了，爸爸也一声不响，低看着地面。有了一津贴，可以支付祖母回乡的路费，但这是小事；此间真正的大事在于：怎么能让七十六岁的祖母一个人回乡！我知这是一个残酷的决定，是一个足以使我们全家在乡亲间永世抬不起来的决定，但是这个决定恰恰是祖母自己作的，而且那样定，全无说服的余地。

我在与祖母细细谈了几次之后，纔知她执意回乡的理由。

她并不了解时事政治，但已亲看到，在她最后两个儿一个屈死、一个被关之后，孙辈的前途都是远离上海。我要去外地军垦农场了，表妹要去安徽的茶林场了，两个小弟弟也已不断地到农村去“学农”据当时趋势，以后必然也是上山下乡的命。既然全都发到各地农村去了，为什么不一起回家乡呢？

她相信，只需经过几年努力，每个孩都有可能七拐八弯地调回老家，重组一个“日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家，省得每个人分在遥远的异地呼喊不应。

她还判断，我爸爸被批斗得那么厉害，即使以后放来也不会给他一个象样的工作了，那还不如回到家乡与儿们一起务农。

当这个蓝图在她脑海里慢慢形成，她就为家乡的老屋担懮起来。长年没有人住，老屋已岌岌可危。此刻家里一贫如洗，拿不修理经费。惟一的办法全在她上了：她回去，住下，查看，然后动用亲族之情和辈分之威，请村里的后代心人一地补砖、添瓦、换梁、漏，最后成为一个可以居住，而且是可以容得下一个大家居住的所。

祖母的这个计划，就我家内而言，实在称得上雄纔大略。她居然要把当初闯上海而终于散落远荒的余家弟，全召唤回来。然而当时要完成这个计划，没有人能她的助手，原来有可能帮她一把的我妈妈，现在也为我的两个小弟弟的生计，到打工，早已忙不堪言。祖母把这个宏大计划，放到了自己的肩上。

七十六岁老太太的这次回乡，气势非凡，似有旌旗蹄相伴。

这也许是她一生遇到的最后一个灾难时刻吧？祖母要在半个多世纪前自己初嫁余家的房舍里，调动起她最后一影响力，为余家寻找一条退路、筑造一个归巢。

她要用农耕理的大闹，来弥补伤心都市的大荒唐。

当时的爸爸，思维能力一定远在祖母之下。这不能怪他，一则是，他被关了，已经无法作整思考；二则是，即使不关，他在这方面也历来赶不上祖母。

一九六八年的寒冬，上海漫天大雪。历来最怕冷的爸爸裹着那件我们送去的破棉袄，蜷缩在关押室里。破棉袄里边是那肩上有漆渍的卡其布制服，他本来是准备穿着这制服自杀的。现在这个念已经打消，制服还是穿着，我与他告别时还特地伸手去摸了一摸。

他只能在这里默默地盘算日，不能为任何一个家人送行。先是表妹去安徽，然后是我发。等我寄回第一笔津贴，妈妈立即去买火车票，送祖母回乡。前后三次骨分离，都下大雪。

妈妈只能把祖母送到火车站，原因是，再也找不到买另一张火车票的钱。但是，七十六岁的老祖母为了余家前程在大雪天独自行的壮举，肯定把上苍也动了，妈妈在火车站见到了我中学的同学曹文清，他也上同一趟车。曹文清是去杭州，却在杭州车站为我的祖母办完了转车手续，并一直搀扶到她的座位上。到了余姚车站要下车时，祖母又遇到了刚从上海下放到乡下劳动的远房亲戚朱云楚。为这事，祖母后来一直夸耀：“门一路，好人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