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最尖，戏剧文学系教师都想让他留在系里，但都无实权，实权掌握在造反派手里。小余表面上很活跃，其实他内心很苦闷，他父亲有历史问题，很可能会影响他的分，影响到他的前途。…待分的毕业生，没有工资，经济困难的人可以申请补助，一般只能领到十二元。小余家里很穷，他每月领十二元补助，还得贴给家里一半，自己只剩下六元钱，怎么维持生活？

苞锡涛先生的这些回忆发表时我在国外，隔了很久纔看到。与许多老人的回忆一样，其中真正有价值的是亲经历的分，后面很多听途说的内容就难免以讹传讹、笑话频频了。我与胡锡涛先生实际接的时间很短，初见面时彼此不认识，没有成见，因此那些最初印象比较纯净。那么多年过去了，几乎再也没有见过他。朦胧中觉得似乎在北京某单位礼堂看电影时匆匆闪过一，那也很多年了。不知他现在什么样了，估计见面时还能认得来吧？

读了这些片段回忆，我很动。因为在读到的当时，我正受到一批嫉妒文人捕风捉影的诽谤。诽谤者们虽然气越来越大却始终找不到丝毫证据，最后发现只有一能讲得稍稍一，那就是我批判了斯坦尼，并由此推断我参加了『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

能够反驳这项诬陷的人很多。但是，照常理，胡锡涛先生不可能站来。这是因为，他如果站来，必然要牵扯到他当时确实是“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的成员这样一个事实。我和他，既无往又无情，他又何苦这样的傻事呢？

我敢肯定，诽谤者们之所以那么肆无忌惮，很重要的原因正在于，他们断定一切有证人资格的人，都不愿去沾染这一些早已被他们搅浑了的远年事件。

但是，他们低估了人们的德勇气。

苞锡涛先生在『文革”中确实走过一些歧路吧？因此他最能到“文革”灾难的死灰复燃。他冒着危险，拼将自己的余年站来了。

作为最权威的证人，他主动地发表文章表明，那篇文章完全自他一人的手笔，与我一字无涉。

谁都知，当年他写作这篇文章，责任也不在他。但是那些本应为他承担责任的人都已无法来承担。因此，他今天的承担，是一个“到我为止”的决绝行为，他的后已没有退路。我几乎能听到他的心声：把再多的罪名压到我上都可以，但只要我活着，就要阻止“文革”式的诬陷。

这是他对历史的一个回答，也是他对人生的一个代。站在当代的一大批诽谤者面前，他显得那么贵。

苞锡涛先生在回忆中，有一个细节说错了：我当时已经领不到每月十二元钱的补助。

在『文革”之前，那叫助学金，大致能勉支付我一人每月在学院堂的伙费。但是“文革”开始后爸爸被打倒，我就不可能再领了。当时的一切经济补助都以政治份为前提，没有一个单位敢给一个“阶级异己分”的儿一分钱的补助。

那是怎么度过来的呢？

我只能排除一切的觉、图像和场景，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回答：一步步穿越令人恐怖的饥饿。

借饭票，我不止向徐企平老师一个人开，只是向他借得最多。周围的每个专业人员，王亚仑先生，周康渝先生，何秀文先生，包括文汇报文艺组的每个编辑、记者，褚钰泉先生，何倩女士，路元先生，周玉明小，以及很多年后成了我学生的孙东海先生，肯定都被我借到了。另一位因为参与“炮打张桥”而天天在隔写检查的倪平先生，我也借了不少。所有的人，我都没有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