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状元、学者、诗人，了宰相，誓死不屈，把宋代文人的人格力量了最后的展示。元朝统治者忽必烈对他十分敬佩，通过各途径一再请他任宰相，并答应元朝以儒学治国。但文天祥说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只想舍生求义。

由于文天祥的持，民间就有人借各名目起义，准备劫狱救文天祥。这对建立不久的元朝构成了很大的不安定成分。忽必烈亲自面劝说文天祥不成，只得一再长叹：“好男儿，不为我用，杀之太可惜！”文天祥刚就义，忽必烈的阻杀诏旨赶到，却已经晚了一步。

文天祥留给世间的绝笔书是这样的：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原来，他把自己的死亡看成是一个实行儒学的文化行为。中国文化一旦沉淀为人格，经常会现这奇崛响亮的生命形象。这在其他文明中并不多见。

八

照中国历来情绪化的黑白思维，文天祥的舍生求义很容易给元朝和忽必烈打上反面印记。

其实，历史永远以一简单的外貌掩饰着一复杂的本质。民众要求简单，勾画一个个“易读文本”并且由此拒绝复杂。这实在是人们的一大误区。

民众不愿意想象的事情倒很可能是真实的。例如，文天祥就义那天，他心中未必存在对忽必烈本人的多大仇恨；而当时上上下下最不希望文天祥离世的，恰恰正是忽必烈。

历史只要到了这让两个杰男毫无个人情绪地默默对峙的时分，总是立即变得十分刻，每个时辰都有万钧之力。中国人的历史观，实在被那故事化的浅薄毒害了，已经难于品味这互相激赏中的生死对立，已经无法验这相顾无言中的冤家知己。

因此，我想在崇敬地悼念过文天祥之后，立即这样的表述：忽必烈是一位杰的统治者，他比不少宋朝皇帝优秀得多；元朝是一个很好的朝代，它又一次使中国真正地回归于统一，而且是一更加扩大、更为有效、更不封闭的统一。

元朝社会的实际情况，说起来太长，我只想借用两副外来的客观目光。

一位是可·波罗。他在元朝初期漫游中国，看到繁荣彩。对于曾经作为南宋首都、照理应该被破坏得最为严重的临安，他描写得非常周全细致。最后的结论是：“毫无疑问，这是世界上最优和最贵的城市。”须知，他的家乡是素以丽著称的威尼斯。

由此可知，临安在改朝换代之际虽然遭到破坏，却还是把很大一分文明留下了，而且是贵的宋代文明。

另一位是欧洲传教士鲁布鲁乞，他早于可·波罗来到中国，他的叙述从另外一个更的文化层面上告诉我们宋代留下了什么样的文明生态。鲁布鲁乞中的中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