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中也越来越黯淡。打看去，书架上成排成叠的书籍似乎都在故意躲避，都在肆肆洋洋地讲述雄才大略、铁血狼烟、新旧更迭、升沉权谋、古典意境、隽永词章、理财门径、生存智慧，却很少说到善良。也有一些传民间的劝善文本如《太上应篇》、《劝积德文》等，主文化完全不把它们放在里，它们自确实也形不成文化品级。

更让人不安的是文艺作品，这本是人类灵魂的温床，却也老是讳言万千灵魂应该有的归向。年轻的现代派作家固然不太在乎善恶的差别，而那把所谓义沦丧的责任全都推在现代派上的传统立场，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请看那几经典的话本小说，一旦被改编成制作良的电视作品播放后，使成千上万的家长都到有为难，不知该不该让孩们沉浸其间。都知这是中华文化的代表之作，艺术表现上确有不少明之，但从至尾却充斥着过度的机谋和残忍。惩罚邪恶的手法比邪恶更邪恶，滥杀无辜简直像割韭菜一样轻松。忠孝节义的旗帜下一片刀光剑影，浩大气的代价是尸横遍野。生命的基本价值，是蹄下的几枯草；百姓的生存权利，是漩涡边的几个泡沫。由于缺少神指向，艺术结构也只能于虎蛇尾，一开总是大张旗鼓地展示机谋和残忍的全理由，然后一路津津有味地机谋下去，残忍下去，但越到后来越难以为继，不得不在满地鲜血、一阵哀叹中潦草收场。

难得也开始接受了一些国际公认的当代影视作品，如《辛德勒名单》、《泰坦尼克号》、《拯救大兵瑞恩》等等，颂扬人类的至善至，但我们文化界的朋友似乎不大服气，觉得那只不过是浅薄的人情染。就算人家浅薄吧，可我们刻了那么久也没有刻几个像样的东西来。偏偏还要一次次地批判人主义，批判我们最缺少的东西，真不知是在唱空城计还是在未雨绸缪？

要探测我们的文化疏离善良的原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反思工程，很难在短期内得结论。但是，这个文化课题却不应该被社会改革家所讳避，否则一切社会步都有本的疑问。事实上他们中确实也有人对之沉思良久，例如孙中山先生就曾苦恼，以"泛众而亲仁"为起的儒家学说，为什么没有为中国留下太多博的实践成果？他认为问题在于传统礼教调"有差等"，把纳到了一等级森严、由亲及疏的制理系中，情投向越来越狭小，至多也是狭义的博而已。及至近代学人为了摈弃这礼教而引生存竞争的合理个人主义，并不能在博的问题上弥补缺损。

其实，学理的力量毕竟微弱，更大的教化来自于社会现实。一代又一代的兵荒构成了中国人心中的历史，既然历史的最廓由暴力来书写，那么暴力也就有了最普及的合理。中国文化在历史面前常常于一追随状态和被动状态，因此有很大一分成了对暴力合理的阐述和肯定。有些暴力确实有惩恶扬善的正义起，但很少有人警觉即便是正义的暴力也会失控于报复激情，沉醉于威慑惯。在这情况下，少数怀抱文明、固守冷静的文化人就显得特别孤独无助。

曾经读到过一位盲诗人悄悄咏的几句诗：

杀人盈野复盈城，

谁挽天河洗甲兵？

而今举国皆沉醉，

何千秋翰墨林？

这位盲诗人就是陈寅恪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