件事情当作一游戏，憋着一气让欧洲人瞧瞧，一个中国人究竟能拿到几个博士！也许他在民族自尊心上受过特殊刺激，那在当时是经常有的事，也是必然有的事，我没有问过他。见面只问：这次第几个了？”

“他是一个真正的、无可救药的酒鬼。只要找到我，总是讨酒喝。喝个烂醉，昏睡几天，醒来，再去攻博士。漂泊也要在手上抓缆绳，抓不到就成了无苍蝇，他把一大串学位拿酒拌一拌，当作了缆绳。我离开黎后就没听到过他的消息，要是还活着，准保还在考。”

我忙问沈老，这个酒鬼的8个博士学位，都是一些什么专业？沈老说，专业幅度相差很大，既有文学、哲学、宗教，也有数学、工程、化学，记不太清了。这么说来，他其实是在人类的知能天域中漂泊了，但他哪儿也不想驻足，像穿了那双红鞋，一路下去。他不会不知，他的父母之那样缺少文化，那样缺少专家，但他却睹气似地把一大群专家、一大堆文化集于一，然后颓然醉倒。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永不起运的知识酒窖，没准会在最醇的时候崩坍。

他肯定已经崩坍，带着一足以验证中国人智慧平的荣耀。但是，不要说祖国，连他的好朋友也没有接到噩耗。

“还有一位中国留学生更怪诞，”沈老说：“大学毕业后没找到职业，就在黎下层社会瞎混，三教九都认识，连下等院的情况都了如指掌。不知怎么一来，他成了院区小教堂的牧师，成天拯救着黎烟女和嫖客们的灵魂。我去看过他的布，那情景十分有趣，从他咙里发的带有明显中国音的法语，竟显得那样神秘；我们几个朋友，则从这声音里听了潦倒。”

“亏他也了好几年，我们原先都以为他最多一二年罢了。不之后，他开始狼，朝着东方，朝着亚洲，一个国家一个国家逛过来。近中国了，却先在外围转悠。那天逛到了越南西贡，在街上被一辆汽车截住，汽车里走了吴艳，他在黎时的老熟人。吴艳那时正当政，要他帮忙，想来想去，他当过牧师，就在西贡一所大学里当了哲学系主任。据说还当得十分称职，一时有皆碑，俨然成了东南亚一大硕儒。后来越南政局变化，他不知到哪里去了…”

我想，这个人的神经历，简直可以和浮士德对话了。他的漂泊度，也许会超过那位得了很多博士学位的人。如果以这样的人作为原型写小说，该会现何等的气魄！中国近代的悲剧主题，大半汇集在陈旧国门的隆隆开启之中。一代文人把整个民族几个世纪来的屈辱和萎靡，驮着背着，行走在西方闹市间，走一条勉可以跨步的人生路。现代喧嚣和故家故国构成两相反方向的磁力拉扯着他们，拉得他们脚步踉跄，心神不定。时间一久，也就变得怪异。

这么想着，我也就又一次打量起沈老本人。他还是一径慢悠悠地讲着，也不回避自己。他自己的经历由于常与著名的政治人和政治事件牵涉在一起，难于在这里复述，我只能一味建议：“沈老，写回忆录吧，你不写，实在太浪费了。”

沈老笑着说：“为什么我家藏有那么多稿纸？还不是为了写回忆录！但是我写过的几稿都撕了，剩下的稿纸送人。”

我问他撕掉的原因，他说：“我也说不清，好像是找不准方位。写着写着我就疑惑，我究竟算是什么地方的人？例如有一年在一个国际会议上一位政府首长要我寻找中国大使，我找了几次都错了，亚洲国家的人都长得很像，最后我凭旗袍找到大使夫人，再引大使本人。这样写本来也不错，但是写到最后问题的是叙述主。我是谁？算是什么人？在找什么？…我回答不了这些问题，越写越不顺，把已经写了的都撕了，撕了好几次。”

我问沈老，什么时候会回中国大陆看看？他说“心里有怕，倒也不怕别的，是怕自己，就像撕那一迭迭的稿纸一样，见到什么和到什么，都要找方位，心里的。何况老朋友都不在了，许多事情和景都变了，像我这样年纪，经不大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