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自己，伸张社会正义，为其他知识分以后受到莫须有的甚至是用心险恶的攻击时，怎样既自我保护又维持社会公正了一个示范。但是突然有一天，王蒙发表了一大批信，其中就有当时新上来的文艺界玛拉沁夫给王蒙的信，那时王蒙正如日中天在文化长位置上。玛拉沁夫当时已无事可，信的内容好像是说他还能，请求王蒙给他找个位置，一纣气谦卑加决心书式的信，有人把这信叫作"效忠信"。我觉得与效忠无关，也就是中国人惯用的韬晦而已。王蒙发这个信显然是为了臭玛拉沁夫，但这是私人信件，在没有经过写信者本人的同意或授权下不能公开发表，接信人可以烧掉或保存起来，但不得公开。这是法律常识。但王蒙不这，他以为小人只能以小人的方法来对付，氓只能还以氓，他似乎不明白，以氓对氓只能是大家一起氓。这样可以发个人恩怨，但于社会正义、秩序无补。正如以暴易暴的结果还是暴力。我们似乎永远逃不这恶循环。王蒙他就可以这样，前一会儿他会名正言顺地运用法律捍卫自己的权利和社会正义，后一会儿他又会以正义的化现，置起码的法律常识于不顾，用招儿、用氓对氓的手法对某个有损于他的人行报复。而且，我以为这不公正是王蒙的法，也是一大批文人的共同心理。

王蒙的信发表后，许多文人拍手称快，到这下让玛拉沁夫这个专门整人的老左脸面丧尽，当时受压抑的一群人借王蒙的小伎俩了一恶气。我就觉得他们对王蒙的法拍手叫好，特过痛的痛快，这仅仅是个人恩怨的发，文坛青红帮之间的火并，与法治建设、反对极左、民主改革等等社会公益全无关系。有的知识分从一开始就把公正全抛开了，他们要的只是个人的、帮派的利益。他们连谈起码的社会正义的资格都没有。如果说王蒙在九十年代初的下台，走背字带有良知的东西，起码他的命运值得同情，但他这么一，我就看不他的良知在哪儿，我就会把这小谋的纯熟作和他的背运看成是同一生存策略的不同表现，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聪明绝却全无心肝的生存技巧。

王朔：那些信中，好像有一批文坛豪杰，谢昆好像也有一封。

老侠：王蒙是讲谋略的，他要臭玛拉沁夫又不落话把，把他的信混在一大堆信中发来。说玛拉沁夫是给文化长写"效忠信"，其他人的信也好不到哪去。除了冰心等德望重的老前辈的信中没有谄媚之词，剩下的信几乎封封都有。比较恶心的是上海的许东和北大教授谢冕的信。许东是以中国当代文学三人谈知名的，他信中谈到王蒙的小说《活动变人形》，说许多人对这小说的解读都没有评到上，他许东要重评，挖掘其刻的内涵，反正话说得麻极了。谢冕就更过分了。

当时王蒙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诗，长的。谢冕是搞诗歌评论起家，是八三年清污时批判的"三个崛起"的第一崛起。

他好歹不济是北大教授、博导、中国诗歌理论界的当红权威呀，搞了那么多年诗歌，看过的诗一定不少，居然能在信中说：王长您不但小说写得好，诗也写得那么好之类…这不是胡说八吗？任何懂诗的人看了王蒙的那些诗也不会觉好来，你一个教授、博导、理论权威怎么就能恬着脸说那是好诗呢？如果那也是好诗，你作为专业的诗歌研究者置中国的诗歌手何地？再从学术荣誉的角度讲，你置北大这名牌大学的教授、博导的荣誉于何地？从人的角度看，你这把岁数了，风风雨雨也经了不少，你又置自己的尊严于何地呢？看了这信，你就知了他作为诗歌理论权威的审标准是什么了。不是什么学标准、知识标准。学术标准，而是人的地位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