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理想的价值就来了。

只有在这意义上，理想才是光环，一层的光环，它越明亮，就越能凸现现实的黑暗，生命的残破。理想之光所照耀的不是未来的峰，而是现实的渊。前面所说的敬畏，就是对理想的谦卑，对自的不满。对一个有良知的人来说，理想是自律。

王朔：过去那理想那个标准我从一开始就怀疑它是否值得我去遵守。其实，理想也好标准也好，我觉得最需要的时候就是你对某东西特别不满、想批判这东西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讨厌港台文化、讨厌大众文化，我对它特批判态度时，觉得它不好时，我就确实需要一个的标准，什么东西是好的，什么东西是不好的，为什么那个东西好，而别的东西不好，毕竟这些判断都是相对于一个标准而言的。假如没有一标准，无所谓好坏。当然，这个标准是的，比如我在谈一个小说时，我只能用我认为好的小说作为一个标准来谈，我谈某电影时，我就拿一好的电影作标准来衡量。当然说到大众文化，我现在确实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标准。说国的大众文化就健康？日本的大众文化就健康？相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拿哪个大众文化过来呢？我原来想以原创为标准，但我拿不准，对外国的大众文化的了解毕竟少。如果就说音乐的原创，是不是欧的于东洋的港台的，这个话不好讲。标准是我现在的心病。因为前些年自得其乐的时候，在自我满足的情况下，那觉是不需要标准的，怎么都是合理的。现在我当然认为存在的不一定是合理的。你比如说很多变态的存在。畸形的存在，你不能说它们一旦现了存在了就是合理的。实际上，自我满足的时候不需要标准，只有对自己不满意时才会有对标准的探寻。我是由对自己那几年在大众文化圈中混的不满，才产生了对大众文化的不满，由于这不满，我就不能像以前那样放纵自己，不能不有个标准自己。一句话，不能不要标准。

老侠：外国的大众文化不能作为批判中国大众文化的标准。但是有一儿可以作为我们的标准，即西方是怎样在大众文化的汪洋大海中保持住英文化的孤岛或灯塔，使它在任何风狼的冲击下不被吞没，依然立在那儿，依然闪亮。其实，民主制相对专制是好东西，但民主制一旦实现了，民主制的作与运行就变得非常平庸，也有儿大众文化的俗劲儿。你说政客拉选票就什么人的手都要握，尽量保持微笑的面表情，这与大众文化中的明星的那媚术，没有本的区别。西方人之所以有了自由。有了民主之后还在不断地自我批判，就是因为有自己的英，英们可以用自由的尺度。宗教的尺度、良知的尺度为社会提供批判的标准。西方人那批判的度在哪儿呢？就在于他的批判首先针对的是自己，他借助于东方文化中的某些资源也是为了自我批判。他是把自己放在对现实的批判中，该批判的不光是别人，自己也是这该批判的一分。而不像中国知识英，批判时把自己搞得净净、通透明。国人的钱和制度特别定地支撑着国的灵魂国的脑，多数原则只在选举时在社会的公益时用，但涉及到言论、神、创造，国的制度决捍卫少数人的权利。一个自由社会的自由和宽容的质量，不在于它倾听多数的声音，保障多数的利益，而在于它倾听少数的声音，保障少数的权利。就是说，西方在大众与英之间有一健康的生态平衡。人家的基金会，可以为一个学者写一本书，给上十年的钱。这十年这个学者可以卸掉上的任何其他东西，专注于研究。中国呢？有钱人只把钱投在有利可图的大众文化上。中国大众文化是病态的，因为没有可以平衡它的英文化。没有文化上的生态平衡。加上中国的英没有自尊，在大众文化和权力面前都没有。而且，在中国，英要想有自尊，首先不是对大众文化保持自尊，而是首先你对权力保持自尊，没有对权力保持的自尊，对大众文化保持的自尊纯属变相炒作，最后在批判大众文化的同时自己也变成大众文化。

王朔：我觉得有相当一分中国知识分，他们最大的无耻还不是与大众文化同合污，而是一旦有了背景，说起话来就板着脸训人。好像理想在天堂在上帝那儿就不对了，在他手中才对，他就是理想的化。在我的经验中，比较多的人给人的印象就是这样的，特别是面对社会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