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很多的事情，甚至砺的力活——在今天，生存已经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不像茨维塔耶娃所面对的那绝境，留给她的只有死路一条。

在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主人公托斯被当局剥夺了行医的权利，虽然他是一个优秀的外科医生。那是苏联军队直接开布拉格的黑暗年代。作为一个知识分，托斯不可能不表达自己的抗议。

因为这表达，托斯"自动"地下降到了社会的最底层。刚开始，他在一家离布拉格约五十英里的乡村诊所里混，每天乘火车往返两地，回家就疲力竭了。

一年后，他设法找一个些的差事，得到的却是布拉格郊外某个诊所里更低的职位。他在那里不可能他外科的本行，成了什么都的通用品。

然而，就是这样的工作，托斯也受到了扰。国家内务的秘密警察约他喝酒，诱骗他发表悔过的声明，并许诺一旦悔过他将重新回到原来的医院，发挥他的专长。

托斯拒绝了。医生是国家的雇员，"国家"将再次向他施加压力。然而，他的立场岿然不动。于是，他成了一名窗洗工。

就在那个风度翩翩的秘密警察跟他谈话之后的第二天，他就去诊所辞了职。他估计，在他自愿降到社会等级的最低一层之后(当时各个领域有成千上万吨知识分都这样下放了)，警察不会再抓住他不放，不会对他再有所兴趣。

一旦他落到阶梯的最低一级，他们就在不能以他的名义登什么声明了。理很简单，没有人会信以为真。这耻辱的公开声明只会与青云直上的签名者有关，而不会与栽跟的签名者有缘。

他拿着刷和长竿，在布拉格大街上逛，到自己年轻了十岁。卖货的姑娘叫他"大夫"，向他请教有关她们冒、背痛、经期不正常的问题。看着他往玻璃上浇，把刷绑在长竿的一端，开始洗起来，她们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只要她们有机会摆脱开顾客，就一定会从他手里夺过长竿，帮他去洗。

中学时候，这段情节就给我留下了刻印象。我那时就发誓：托斯的选择，也将是我的选择。

从那个"准官僚机构"的大楼里走来，我望了望北京灰暗的天空，心情却奇地好起来。我跑到街边的公共电话亭里给几个好朋友打电话，约他们一起去吃"金山城"的重庆火锅。

晚上，我们吃了几十盘菜，喝了几十瓶啤酒。

他们没有安我，因为他们知我不需要安。

他们也没有鼓励我，因为他们知我不需要鼓励。

我们一起谈天说地，不亦快哉。他们当中，大半都是所谓的"自由职业者"，他们向我敬酒，祝贺我他们的行列。

我们成了最后一桌离开的客人。我们离开的时候，每个碟都已空空如也。

我没有遭到侮辱，遭到侮辱的是那些企图侮辱我的人；我没有到恐惧，到恐惧的是那些在帷幕背后玩把戏的人。

我的心灵的澄明和乐，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回击。战争还没有开始，我就胜利了。

亲的宁萱，即使我什么都没有了，只要我有你，我也比那些嚣张的官僚们幸福一百倍。

回到家里，我在睡觉前翻开纪伯的文集。真巧，我一下就看到了那篇名叫《星相学家》的散文诗：

在圣殿门前的影下，我的朋友与我见到一个盲人安静地坐在那里。我的朋友说："看，那是本地最有智慧的人。"

于是我丢下朋友，走到盲人面前向他致意，我们攀谈起来。

言谈间我问："恕我冒昧，您自何时起双目失明？"

"生以来。"他回答。

我又问："那么你是追循哪条智慧之径而行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