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醉金迷的生活。在云雾缭绕的陪都重庆，官僚和商们继续着昔日他们在上海、南京和北平的奢侈享受。这些特权阶级在舞厅和饭店里一掷千金，却不肯捐献一分钱用在那些以生命保卫他们财产的军人的装备和医疗上。

那些拥有特权的人还趁机大发“国难财”一名国情报官员在重庆和昆明等地发现了庞大的地下黑市，大量国援助中国的军用资居然在黑市上通。谁有权力将这些资转移和买卖呢？直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刻，这可耻的现象也没有得到有力的遏制。

在抗日战争中，既有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英雄，也有号称“曲线救国、和平抗战”的汉。英雄让我们到光荣和骄傲，汉却让我们到耻辱和羞愧。

日军在占领区实施“以华制华”的大战略。一九三七年，日本内阁会议制定《理中国事变纲要》，特意提建立傀儡政权应当“网罗在全中国有信誉的人才”“要有足以号召全国的主义和纲领”等。

日军先后在沦陷区扶植了五个较大的伪政权，即：伪满洲国、伪冀东殷汝耕政权、伪华北王克政权、伪德王蒙疆政权和伪汪卫政权。日本先后印刷发行了《支那新中央政府一览》、《国民政府组织系统职员表》等文件资料，详细记录和介绍了汉政权的班底，从主席、副主席、长、司长到长各级汉官衔济济一堂，堪称“汉家谱”

伪满政权自溥仪以下五十余名级官员，主要为原奉系官僚和满清贵族；伪华北政府自王克以下二十多名级官员，主要为北洋政府的旧军阀和旧官僚；汪伪政府自汪卫以下四十多名级官员，有一半脱胎于国民党内。

中国的“汉文化”蔚为大观，成为一个值得后人研究和思的现象。

军队应当是一个国家的钢铁长城，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然而，在战场上，中国的级将领率领队投敌的事件却层不穷。

其中，比较有代表的叛变将领有：东北军骑兵第十七旅旅长李守信、绥远义勇军司令王英、国民党中央党务训练团军训长刘夷、第一战区豫北游击队总指挥刘昌义、第六十九军军长毕泽宇、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游击总指挥、第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孙良诚、新编第

五军军长孙殿英、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太行山游击总司令庞炳勋…

这张名单还可以一直开下去。抗战中投敌和任伪职的级将领多达千人。

“七·七”事变后，日军开始在占领区的“治安肃正”运动中大量使用伪军，伪军数量飞速增长。

在沦陷区，主要的伪军队有：华北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治安军”；河南省胡毓坤的“和平救国军”和张岚峰的“豫皖剿共军”；华北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的“绥靖军”；苏北和皖北等地的“皇协军”在华中和华南地区，也编有“皇协军”和“和平救国军”等，后来还成立了“广东和平建国军”

汪伪政府成立之后，组建了一支规模最大的伪军——“和平建国军”一九四二年，其正规军数量达三个方面军、三个集团军等共六十七个师、二十个旅以上，总数达六十二万人。伪军的指挥权由日本设置的最军事顾问掌握，在军事训练、军官教育、武准备和材技术等方面，也都受日本人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