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中心小学”“希望在二十年内造成十六万模范的小学生，务使在每一个小学生脑里只有日本人是他们理想中的朋友”

日本驻上海市联络官村田孜郎也提长久统治中国的建议：“二十多年前，我在支那内地视察的途中看到，受抗日教育的支那小学生认定日本为侵略国家，并大骂特骂日本。从那时起，过了二十年的今天，这些人已经奋战在抗日第一线了。目前在和平政权下行的亲日教育也必须等到十年后，或者二十年、三十年后才能作为民族意识发挥作用吧。所以说，有必要和学校教育结合起来，依靠魅力人和有引力的号逐渐获得民心。”

日本侵略者知，仅仅占领土地和山河，并不能实现对一个民族的征服，更为重要的是征服这个民族的脑和心灵。而要征服脑的心灵，就必须控制教育和宣传命脉。于是，日军所到之，以极的效率改造或建立教育和宣传机构，以此来实现对中国青年一代的化教育，实现对中国永远的占领和吞并。

王宪尧毕业于伪满“新京国民等学校”裴素云毕业于伪满“新京第一女国民教育等学校”对于当年日本在东北的化教育，这对夫妻都有切的会。后来，裴素云曾经在伪满“自学校”任教，这所学校的校长虽然是中国人，但大小事务都被担任副校长的日本人斋藤所控制。由于无法忍受日本人的飞扬跋扈，裴素云后来愤然辞职。

在陪都重庆，在敌机轰炸的警报声中，中央大学校长罗家写下了《炸弹下的中央大学》一文：

“民国二十一年我到中央大学就职的时候，常以十九世纪初叶柏林大学所负的责任来互相砥砺；至今回想，去这理想还不知有多远。我当时并且以找着对手来抗日的理论，勉励学生。我认为敌人的称，不是一方面，而是多方面促成的。”

这位昔日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认为，在文化教育领域，无论是言传教的教师还是求知若渴的学生，都在刻地影响着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弱。

“千秋耻，终当雪；

中兴业，须人杰。

便一成三壮怀难折。

多难殷忧希前哲。

须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这是西南联大的校歌。抗战期间，以西南联合大学为代表的中国等院校的师生们，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让文化得以薪火相传，让学术得以发扬光大。

“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中国知识分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以教育抗战和文化抗战为使命，保存了中华民族的神命脉。北大校长蒋梦麟家中山穷尽，依靠典当衣维持基本生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夫人和社会学家潘光旦的夫人一起上海式的米粉碗糕，放到冠生园去寄卖；学者和诗人闻一多支撑着一个八之家，他业余时候在街摆个小摊，靠给人篆刻印章赚取家用；古典文学专家萧涤非任教于多所学校，收仍然不足以供养女，只好将刚生的第三个孩送给别人抚养；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家中连蜡烛都买不起，只好等天亮才开始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