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这就是他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有人说他随时准备鼓励学生闹风，那是太歪曲事实了。”

蔡元培有一句名言“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然而，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裂隙，这一裂隙有时小、有时大，随着中国政治局势的变化而变化，而并非先生所想象中的理想状态。两者孰重孰轻呢？

学生运动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以及为学术而学术的理念之间有相当的矛盾之。蔡元培先生自己也并没有完全找到一条真正的中庸之来。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学生中掀起了反对日本军阀侵略的怒。当国民党中央正在南京开会时，学生涌到中央党前面。蔡元培先生而，向群众宣讲读书与救国两不忘的理，首先得使自己成为抗日建国的有用人才。不料因人声嘈杂，先生的声音又不很宏大，再加上许多学生并不认识先生，先生差被莽撞的学生殴打。先生因此学生运动领导权的失堕，为之极其惋惜。

其实，这就是现代大学神的内在冲突：大学在社会当中，怎样到既独立于社会，又影响和引导社会？大学不是一个挑源，大学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在近现代中国社会里，现实环境相当恶劣，空谈学术中立无异于缘木求鱼。蔡元培提倡的是一超功利的关怀，这关怀超乎于任何党派、团的利益之上，有形而上的味，是由人的与生俱来的对自由的渴望驱动的。这关怀的实施却是相当困难的，像蔡元培先生这样崇人格的人才可能实践它，因此，它的作就停留在一个很低的层面上。其他的大学中人，都自觉不自觉地把介现实与个我利益结合起来，使大学参与社会这一行为本趋向于功利化。

蔡元培的心目中考虑的问题是：学生怎样担当公民义务？不是应不应该参加学生运动，而是以怎样的心态参加学生运动。

1918年，蔡元培为学生刊《国民杂志》撰稿时写：“让学生们承担国民的义务是《国民杂志》渔扬的观。但是如果学生的职责仅仅是读书的话，他们又怎能牺牲用于学习的时间和力去承担平民百姓应有的义务呢？答案是：学生是被他们自己拳拳的国忱所驱动。这个国家的大分民众对国家的命运漠不关心，似乎国家的前途与他们毫无关系，但还是有一分社会中把为国家服务视为己任。理解这国情并真诚地为国家大而努力奋斗的人毕竟只占少数。如果学生不能帮助这少数国志士去唤醒麻木的民众，那又有谁能行呢？学生们宁愿牺牲自己的学习时间和力来办好这个志在救国的杂志，他们的诚挚不能不令人钦佩。”显然，他肯定了学生的参与神，并意识到在现代中国这一特定时空中，再来当隐士是不可能的了。他看到了学生上的朝气和活力，而且被其地动。

在1920年所作的一次题为（学生的责任和快乐）的演讲中，蔡元培则从另一个角度阐明自己的观：“我再回溯到‘五四’运动以后，我们一般学受了这，其中由自觉到觉人的很不少，至若学生去岁预政治问题，本是不对的事情，不过当此一发千钧的时候，我们一般有知识的人，如果不肯牺牲自己的光，去唤醒一般民众，那么，中国更无振兴的希望了。但是现在各位的牺牲，是偶然的，不得已的。若是习以为常，永荒学业，那就错了。还有一层，现在各位为社会服务，这也算分内的事情，不一定要人家知，只要求其如何能尽自己的责任，并且不要以此为风，沽名誉的。…对于读书和事，都要有一诚心，凡事只要求其尽责在我，不可过于责人。”企图通过学生运动获取名利的人，先生是不以为然的。而20年代以后的学生运动，正朝着这个方向行，最后到了用别人的鲜血来染红自己的的程度。先生的担忧是有理的，可是很少有人能够静下心来咀嚼先生话里的刻意。

20年代以后，中国政局风云变幻，蔡元培先生永远地离开了北大，他知自己已经无能为力。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先生病故于香港九龙，那是抗战最艰苦的岁月。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的孤岛上，千名北大弟为老校长执郭。

死后的世界，更不是先生所能左右的。1949年之后，蔡元培的教育思想被束之阁。五六十年代对教育领域的若次批判，均对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有所冲击。直到1989年，北大有关方面还将蔡元培教育思想看作煽动学的罪魁祸首，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的重要表现，一时之间，在蔡元培为之耗尽心血的北京大学里，居然人人谈“蔡”变。有人企图创造一个彻底清除了蔡元培及其神的“新北大”这蚂蚁撼树的“努力”当然是不可能成功的。

而蔡元培仍然安息在遥远的南国，在香港仔的“华人永远坟场”先生的墓依山而建，山青而秀。

但是，学们还是忘不了老校长。近年来，一直有将蔡元培墓迁回北大，让老校长安息在未名湖畔的建议。而北大校长办公室给一位居香港的校友复信称，学校领导对建议行了研究，答复如下：“北大现在的校园为原燕京大学旧址，1952年全国等院校调整后，北京大学由沙滩迁到这里。校园的重要分已于1994年3月，由北京市政府列为文保护区，该文保护区必须保存现有格局，一切翻修和兴建事宜，皆需遵照文保护法的有关规定，经批准以后，才得执行，学校方面无权动土。没有列文保护区的校园，如学生宿舍、堂、文活动中心等，楼间距离甚窄，声闹喧杂，又不是安排蔡先生墓的适当场所。”理由倒是冠冕堂皇。然而，校庆期间，北大在未名湖畔新建了好几个不不类的现代雕塑、树起了大量的广告牌，甚至还建造了大的、粉刷着宝洁公司广告的。供育锻炼用的人工攀登岩。这一切行为起来又那么顺理成章，似乎没有经过太多的手续，也没有受到文门的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