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自得，乐在其中的。几残缺不全的破经典，你注过来我注过去，皓首穷经，发白了，经却还没有注完。清代的大师们，表面上看是在追求“纯粹的知识”其实是在文字狱的威下挥刀自——他们的知识全是没有价值判断的、不对当下发言的、逃避心灵自由的，通向役之路的知识。他们以这样的知识，被朝廷纳“博学鸿儒”科的罗网之中。

我曾看到卖兰州拉面的大师傅的绝技——面团在他们的手中理中拍拉，比肩丁解还要游刃有余。面团在他们手中服服贴贴的，想变成什么形状就变成什么形状。我想，中国读书人玩知识的情状就跟大师傅面团差不多，来读去还是那一小块面团，却能千变万化，令人缭。中国的知识谱系就像面团——从中找不到任何一的质地。这堆面团从古代到今天，从今天还要到未来。一开便是孔曰、朱曰、克思日、德里达日…唯有“我”缺席了。既然是“玩”那么知识就像电游戏中的图像，全在“我”的控制之下，而“我”是要于屏幕之外的，倘若“我”加去了，那还叫什么游戏呢‘Z偏偏有那么一两个傻，要到屏幕中去，要将生命与知识为一，这不破坏了游戏规则？破坏游戏规则的人，将被罚下场去——如陈寅格，只好哀叹“晚岁为诗久所”了。

中国并不缺少知识，缺少的是反思知识的知识。中国人并非读书读得少，而是读书的态度现了问题。我在读钱理群先生的《周作人传》时，更加定了我的这想法。周作人是20世纪中国读书最多的作家和学者，他所读的书用浩如烟海来形容绝不过分。《知堂回忆录》的最后，知堂不无自豪地总结自己一生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希腊神话、日本排句、英国文学、民间歌谣、人类学、心理学…一共犬牙错的数十个领域。陈平原先生曾说，今天的学者能在一个领域内赶上周作人就相当不错了。然而，周作人智商之、读书之博，并没有阻止他落当汉。1938年8月，胡适写信给周作人，说他梦见苦雨斋中吃茶的老增飘然一枚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轻与重。”然而，周作人还是脱下老僧的袈裟，变成日本侵略军麾下的“督办”了。

胡适估了周作人，他哪里是“智者”不过是玩知识的游戏者罢了。他的变节不是偶然的，与他读书、求知、作文与人的方式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周作人当教育督办，当得兢兢业业，在报纸上写《华北教育一年之回顾》，宣称要对意志薄弱的学生行“思想制”他喊了几十年“自由”最终在自己拥有权力以后，又自己扼杀了自由。当日军在沦陷区实行三光政策时，周作人竟然在电台里公开鼓绝灭人的杀戮，玩血的游戏“治安化运动是和平建国的基础，是使民众得以安居乐业的唯一途径。”

在三千年专制主义的酱缸里泡熟的中国知识传统，渗透到中国文人的血里。许多中国文人上都有周作人气，知识仅仅是一格调，一情趣，一摆设，一杯茶，一件书法，而不是自由的屏障、解放的动力。他们不是通过知识察当下的生存困境而把知识作为消解个人责任的面。认为自己拥有知识，便拥有了超脱于俗世之上的权力，是掩耳盗铃的法。加梁说过：“作家是不可能有希望为追求自己宝贵的思想和形象而远离尘嚣的。”默生也认为：“学者理应成为思想的人。其责任可以归纳为‘自信’。学者的职责是去鼓舞、提和指引众人，命令他们看到表象之下的书实。”中国读书人，缺乏的正是这样二对知识和世界的态度。

今天，学者文人们为贫困或受轻蔑而愤愤不平。我想，与其毫无意义地跟别人赌气，不如老老实实地想想：我在些什么‘Z那些难以为继的学术刊上的论文，有几篇不是为了混稿费、混职称而拼凑来的垃圾？许多教授已然蜕变得跟卡内提的杰作《迷惆》中的老学者差不多了：终日生活在由象的知识建构的世界里，喃喃自语。通晓几语言文字，写下满书架的著作，却被女佣人玩于掌之上。最后，女佣成了主人，他被赶到大街上。有一次，有位我十分尊敬的、在学界地位如泰山的教授问我：“回家坐火车没有过去那么挤吧？”我谢他的关心，却对他真空包装式的生活到悲哀：他真不知中国节时有几千万民工运动在铁路动脉上？他真的对外面的生活隔到了这样的程度？知识让他丧失了获得那些对我们来说仅仅是常识的信息的能力。

默生是个背着十字架的学者和作家。他在黑暗的夜晚，举着光炬，他说这才是知识分的使命“我不愿把我与这个充满行动则p界隔开，不愿意把一棵橡树栽在盆里，让它在那挨饿、恐怖。学者不是独立于世的，他是现今这个灵魂萎靡的队伍里，一个执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