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拥有任何温的情。可以设想，整日与一大群小太监为伍的八旬老人，缩在森森的大殿的尽，日长了，不成为偏执狂才怪呢。看到年轻貌的嫔妃，却再无当年风快活的功能，同样令老人焦心如焚。于是，弘历大兴文字狱了，他晚年所兴的文字狱是他在位前40年的几倍。弘历的变态心理，从他对沈德潜的态度上就可看。沈德潜是当时的大诗人，乾隆还是皇时就很欣赏他的诗作，即位后不久，他不断提沈德潜，待其极为优厚，多次赐诗、唱和，如“朋友重然诺，况在君臣间。我命德潜来，岂直引年。沈冈表轩罢，白驹来贲然。即此至纯，令我愈以传”将这段君臣的诗文之写得颇为人。乾隆的诗稿12本，均由沈改定，甚至不少由沈代作，后编成《清宗御制诗初集》。乾隆因此赐诗：“清时旧寒士，吴下老诗翁。近稿经商，相知见始终”然后，‘在谊”并未善始善终。晚年乾隆发现沈有“夺朱非正，异也称王”的咏黑牡丹诗，又听说沈好像透过替皇上代笔的秘密，终于大发雷霆。是时，沈早已去世，弘历犹不解恨，大骂其“卑污无耻，尤为法辱晋绅”命令开棺戮尸、夺其溢号、撤贤良调。仆其墓碑。这样的举动，难是心理健全的人的所作所为么？可见，老人治国比婴儿治国更加可怕，破坏力也更加大。老人时不时会有疯狂举措，而婴儿却不能主动坏事。

婴儿治国与老人治国都已成为历史，不然的话，作为古老帝国的国民，每天起床都得摸摸颈项，证实脑袋是否真的没有搬家。然而，即使是历史，阅读时也令我心凉胆颤。

六月四日的随想

——纪念陈独秀逝世55周年

他是一个奇怪的孩，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是一声不哭，把严厉可怕的祖父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祖父不止一次愤怒而伤地骂：“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的凶恶盗，真是家门不幸！”祖父看人看得很准，这个孩长大后果然成为20世纪中国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

1903年，25岁的陈独秀留学日本。当时，清国湖北留日学生学监姚煌生活腐败、思想顽固，拼命压制步学生。一怒之下，三名血青年闯姚的房间，将他在地上，由张继抱腰，邹容捧，陈独秀挥剪，咋呼一声便剪去了姚的辫。这一瞬间对陈独秀而言，极富象征意义，——他的一生所走的路在这一剪中就选定了，他为之终奋斗的，便是剪去国民灵魂中的“辫”上的辫易剪，灵魂中的辫却不易剪。因而，这条路是一条悲壮之路。辛亥前后十余年，陈独秀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足迹遍及江淮南北，到革命同志。在诸多活动中，他以办报刊为心。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编辑、排版、、分发、邮寄，他—一亲自动手。三餐粥，臭虫满被，亦不以为苦。他先后办报刊数十“我办周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这并无任何自夸的成分。新文化运动前夕，陈独秀堪称新派独一无二的思想领袖，那时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的影响力远远赶不上他。在《除三害》一文中，陈氏指中国的三害是“官僚、军人、政客”真是一针见血，比韩非之《五晶》更能切中时弊。而50年代的所谓“三害”与之相比只能算笑柄。陈氏又云：“社会中分应该，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无政见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政党。”他开始认识到政党的重要，然而他本质上是个情中人，是不能为政党所容的，即使是他自己缔造的政党。

在北大担任文科学长的两年，是陈独秀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而这段时间里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1919年6月11日的新世界屋园。那天晚上41岁的陈独秀独立楼风满油，向下层台上看电影的群众散发传单。这是空前绝后的举动，以后惜羽的教授们是不敢效仿的。试想一位最学府的文科学长，应当是衣冠楚楚、文质彬彬、貌岸然，最好是像贸政式的人。陈氏的作为，太格了。但陈氏如是说：“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上之冷血动，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20世纪新青年也。”他一辈都以“新青年”自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