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并不一样。’那人说：‘张仪、苏秦，真是难得的奇才，抛弃传统的渠，用他独立的奋斗方式。’扬雄说：‘对于巧言令的佞幸之辈，有见识的人才能辨别。并不是不看重他的才能，而是那所谓的才能，不为我们所认同。’”

孟轲跟张仪、苏秦一样，也是周游列国，推销政治理想的级知识分之一。可是，司光和扬雄，对此却只字不提。战国时代，各国危急，犹如一家正在大火熊熊，张仪、苏秦教他们如何汲取山涧里的扑救。而孟轲却教他们事先防火，和平时挖井；而又没有指如何防火和如何挖井。对于运转庞大的专制政治，儒家学派唯一的法宝是“圣君贤相”一旦君不圣、相不贤，可就只好瞪。在这情形下，只有傻才相信儒家那一——偏偏就了一个傻：燕王国二任王姬哙，他照葫芦画瓢，效法禅让童话，把王位禅让给之，结果带来千万人死亡。大家不但不同情他、不支持他，反而因为他搞砸了锅，破坏了“禅让”好的形象，纷纷大骂。

孟轲惨败在实务的级知识分之手，一肚气。所以当人们一致公认张仪、苏秦是大丈夫的时候，他决反对。什么叫“正位”？国王任命的宰相，是不是正位？什么是“正”？有计划地追求和平，是不是正？如果那还不是“正位”、“正”那么，孟轲仆仆风尘，东奔西跑，难想当天或想当国王？难想要屠杀人民？至于“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确实是人生最的品质，也确实是大丈夫，但那仅是个人的修养，只可以作为最的德指标，不能用来衡量对国家社会的贡献。孟轲幸亏已不在人世，否则，我们就要求他开一个“大丈夫”名单，看看哪些人可以上榜。

扬雄是动机论者，指端木赐求的是和平，张仪、苏秦追求的是富贵。他有什么积极证据，证明端木赐不追求富贵？又有什么积极证据，证明苏秦、张仪并不追求和平？如果我们认定苏秦、张仪是追求和平，端木赐是追求富贵，扬雄又如何反驳？孔丘和孟轲，就曾仆仆风尘，东奔西走，说破，希望二者全都到手。问题只看你追求时用的方法，和追求到手后些什么。能够“安中国者，各十余年”已经够人民礼了。

我们并不歌颂张仪、苏秦，理由跟儒家系统不同。他们主要的缺是他们本没有立场，也没有理想，不过是官场上，靠条陈过日的两大政客。但他们毫无凭借，唯一的凭借是自己的能力。笼罩中国数千年之久的封建社会，司光所赞誉的礼教——贵者恒贵，贱者恒贱，到此被这一群不安于礼教的大小人突破，而且还发生实质上的影响。

赵国(首府邯郸【河北省邯郸市】)国君(六任)赵雍，跟义讨论“胡服骑”方案(战国时代，华人宽袍大袖，不但浪费资源，行动也不方便，在战场上拖泥带，等于自杀。当时作战，仍以战车为主，车用牵引，车上载战士，运转迟钝，无论追击或逃跑，都不灵活。赵雍主张改穿蛮族落战士们穿的短衣窄袖，抛弃战车，改乘战，近则用刀枪，远则用弓箭，这是战术上一项空前突破。但基于社会惰，赵雍不得不谨慎从事)，赵雍说：“顽劣之辈会嘲笑，贤明的人会明白。即令全世界的人都反对，北方胡落(内蒙古西辽河上游)的土地，和中山王国(首都顾城)，我一定夺取到手。”于是积极准备。贵族们果然反对，赵雍的叔父赵成，更宣称病情沉重，在家卧床，拒绝参加中央政府会议。

赵国自胡服骑后，国力陡增，成为战国时代后期唯一可以跟秦王国对抗的权，如果不是错用了赵括(参考前260年)，秦王国不可能东。然而，利益这么明显的一项改革，而又不伤害任何人的既得利益，都这么困难。停滞的力量，似乎永远超过步的力量，这正是中国人苦难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