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第十八世纪(8/10)

大权，大大地乎那些手执屠刀的帝国主义国家意料之外。

十一文字狱

清政府为中国开疆拓土是它光荣的一面，但它也有不光荣的一面，那就是它所发动的先后持续一百余年之久的文字狱措施。

中国每一个王朝几乎都有文字狱，这是极权政治的特之一，不过都是一些偶发事件。直到十四世纪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才把文字狱作为一合法的谋杀手段，这手段到了清政府手中，更一步地作为一镇压汉人反抗的血腥工。

产生文字狱的心理背境，十分简单。当权者内心有潜在的罪恶和自卑时，自顾形惭之余，对别人的一言一语，都会拉到自己上，恼羞成怒，采取烈的报复。尤如一个秃一听别人提到电灯泡就七窍生烟一样，朱元璋因为自己曾当过小偷，就总以为知识分都要揭他的疮疤，满族人总以为汉人会借着文字来转弯抹角的表示对他们的轻视。

所以，每一个文字狱，都是当权者神经衰弱、贼心虚的一反应。

我们将清王朝最著名的一些文字狱，列为下表，以代表冗长的叙述：

从这些案例，我们可以了解文字狱的本质，即有权人对文字所加的奇异曲解。像贾士芬的咒语“天地听我主持，鬼神归我驱使”不过是巫师们一贯的“中念念有词”的勾当，竟然成为谋反的证据，可以当作文字狱的典型说明。尹嘉铨自称“古稀老人”这是一句古老的成语，但弘历却酸溜溜地说：“我自称古稀老人，早已布告天下，他怎么也敢自称古稀老人？”竟想用政治手段制造自己的文学地位，可谓异想天开。

文字狱的审判是中国历史司法黑暗——人权毫无保障的再一次的大暴。每个案件发生时，皇帝先给级官员组成的专案小组研究如何理，向皇帝提所谓的“公论”——当时的术语称“九卿公议”专案小组所提的“公论”当然千篇一律的认为那倒楣的被告罪大恶极，决的要求用酷刑“凌迟”死，家属全砍。皇帝立即表示他的宽大恩典，特别加恩，免去凌迟，改绞刑（或改斩首），全族（或全家）男女老幼，改为发到黑龙江（黑龙江黑河）或宁古塔（黑龙江宁安）给穷披甲人为。

这审判像一幕漫画家笔下的卡通，包括皇帝在内，不过一群小丑。没有人敢提较轻罚的建议，更不要说为当事人呼冤了，而且即令对当事人一句有利的话都不敢说，否则不但救不了被告，反而使自己也陷了去。王锡侯案，江西省长（巡抚）海成，仅建议草去他“举人”的份，弘历就然大怒，下了一杀气腾腾的谕旨说：“海成请仅革去王锡侯的举人，所谓人臣尊君敬上的心安在？臣贼，人人得而杀之的大义又安在？海成真是天良丧尽，辜负我命他当官的大恩。”海成还是幸运的，没有被砍。徐述夔案的江苏省民政厅长（藩司）陶易，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他曾经拒绝受理对徐述夔的检举，结果判死刑。

文字狱的奇异谋杀，产生下列几项影响：

一汉人知识分本已拘限于儒家学派狭小的范围，现在在这狭小的范围中，史学、文学，以及对儒家学派经典的评论阐扬，都受到不可测的咒语禁制。知识分只好走两条路，其中一条路是更加埋在传统的八文、科举之中，努力官。八文的特征是在纸面上写尽仁义德，在纸面上持人生以仁义德为本，而仁义德又以帝王和统治阶级的利益为标准，于是全国士大夫——现任官、退休官，和以当官为唯一盼望、但尚未当上官的读书人，全用帝王所喜悦的方式，阿谀帝王。

二另一条路是使知识分专心一意从事考据工作。所谓考据，就是用这本古书去考证那本古书，用这本古书上的字去考证那本古书上的字，把平生力钻在古书的旧纸堆里，成为一个工匠，不需要想像力，也不需要理解力，只要钻得年代稍久，就可以自称或被称为学者。这学术，自然不会怒任何人。

三人民对现实政治和政府前途，更漠不关心。因为不关心，所以就没有心——也可以说因为没有心，所以就不关心，不关心和没有心就不担忧它的覆亡，既不担忧它的覆亡，就不会作任何批评。人们所听到看到的，全是歌功颂德。这是中国历史上人民对政治和政府冷漠的重要原因，文字狱使政府跟人民间的距离，更加扩大。

四大黑暗再度来临。

本世纪（十八）的西方，被赞扬为理的世纪，政治形态和意识形态，以及人的尊严和人权的保障，都有突破的展。而中国人却酱在反理的恐怖之中，连作诗的想像力，都被酱死。

十二大黑暗的反扑

事实上，起自十四世纪的大黑暗，并没有衰退，它只是被清政府万丈光芒的武功到一旁。第三个黄金时代主要的是指对外的开疆拓土，它对国内的贡献，仅只限于维持了社会的秩序。第三个黄金时代像一个暂时天朗气清的台风一样，满族人以关初期那旺盛的活力，一鼓作气地为中国扩张广大的空间。但在内政上，他们没有可以跟他们军事力量相称的政治能力，以致把明政府的罪恶传统，大多数都接受下来。所以大黑暗的凶毒雾，仍在台风四周动澎湃。任何政权都是一个有机，清政府的青期一过，大黑暗四面八方反扑面至，只刹那间，中国社会又陷于明王朝时代那伸手不见五指之境，文字狱是促成大黑暗迅速反扑的主要原因之一，因它促使官员们丧失了理、德和法律观念。发现保持官位的方法，只在于俯首帖耳，不在于明辨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