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度文化盛况，类似罗帝国在蛮族侵之前的情形，武装力量跟文化准不能合。七世纪第二个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不再重现。但广大的社会在被长期的蹂躏破坏后，自动复苏，而且更加蓬。这是中国人所有的一雄厚潜力。靠此潜力，永远屹立在地球之上。假如有李世民大帝一样的人作为国家领导人，而不是赵匡胤之类，中国第三个黄金时代当比第二个黄金时代更伟大。

然而，中国没有再现李世民大帝，却现学。

九学与圣人系统

学，即上世纪（十一）萌芽的理学。

本世纪（十二）后，理学改称学，我们不知为什么要改，可能是理学只是纯学术的学派，而学则由意识形态领域，到实际的行为，成为一政治上或社会上的党派。士大夫在理学思想指导下，一面自卫，一面打击异端。我们似乎可以称学是“应用理学”

学一开始就以儒家学派的正统自居，而儒家学派的思想又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的正统思想，所以学自然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的正统思想。此一正统，靠一个学家所拟就的、庄严的圣人系统维持，所以这系统有时候也被称为“统”统由下表所列一系列的圣人组成：

从这个表可以看，中国自纪元前三世纪到纪元后十世纪，凡一千二百年之久，所有的人都是凡夫俗，没有现过圣人。而在上世纪（十一）和本世纪（十二），却连续产生两位：程颐和朱熹，由此可知学家的重要地位。朱熹的哲学基础是程颐的“敬畏”他把它阐扬为“居敬穷理”于是他发现“天”是宇宙的自然法则，同时也是德（个人的）法则和政治（国家的）法则。一个德上没有暇疵的人，才有资格去治理国家；一个德上有暇疵的人，即令再有才，也不会把国家治理完善。至于德的内容和标准，则由家学订定。

学家认为，人类只有两：“不是圣贤，便是禽兽。”这跟“君”、“小人”的二分法同样严厉。圣人是一凝固剂，主要功能在维持社会秩序的安定，维持既定的名分和既定的尊卑，使不作任何改变，以免名分和尊卑紊。这德法则的神和形态，被称为“礼教”（又称为“名教”）。怎么样使礼教达到至善，朱熹认为关键在于“天理人”天理是善，人是恶，所以必须尽量发扬善而摒斥恶。礼教的正常运行，是天理、是善。企图予以变革的，是人、是恶。一个人必须努力减少自己的望，减少越多，越接近圣人的境界。减少望最有效的方法是：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圣人们所下定义的德，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忠君国，除此一念外，别无他念。

——自从纪元前二世纪，西汉政府罢黜百家，独尊儒家学说为中国法定思想，中国人的思想开始受到拘束，经过一千余年的累积，到了本世纪（十二），更加严厉的拘束，在理学家学家手中完成。

问题就恰恰发生在这里，因为学家的要求太，所以很难有人能够达到际准，连学领袖，圣人系统中最重要人朱熹都不能。朱熹担任浙东地区（浙江省）等法院院长（提举浙东刑狱）时，跟台州（浙江临海）州长（知台州）唐仲友，为了争夺一位漂亮的女严，朱熹失败（我们可以想像得到，她对满面学的圣人，恐怕难以激起澎湃的情），朱熹遂攻击唐仲友邪，向皇帝上奏章弹劾，这跟程颐对付苏武的手段如一辙。他们在情激动时，都不能实践他们对人的要求，其他人当然更为困难。于是产生下列两现象：

一、学家在礼教甲胄之中，因不能忍受那压力，往往人格分裂，成为言行不符，甚至言行恰恰相反的两面人，学家所要求的德，几乎全都是外销品。

二、因为自己不到，所以学家往往一味要求别人在礼教甲胄中受苦。这心理背景，产生一愿望，对别人的责备永无止境。动不动就要求别人死，甚至即令死也不能逃脱责备。

这偏差的行为，当然引起反。学与反学双方都向皇帝争取支持，反学的一派在宰相韩侘胄领导下，获得胜利。一一九六年（已是本世纪尾声），第十五任皇帝赵扩下令，禁止学传播，担任国立图书馆官员（秘阁修撰）的朱熹，也被免职。但只禁止了六年，到下世纪（十三）一二○二年，即行解禁。但学家却掌握着两大武：一是教育，朱熹在私立大学白鹿书院当校长，学生遂成为学的主要传播者；另一是考试，国家考试大权，始终握在学家之手。它只录取赞扬学的人，知识分遂大批被引到他们指定的路上。

在这个庞然而固的学思想指导原则下，寡妇被迫活活饿死，也不许再嫁。音乐、戏剧、绘画，一律成为坏人心术的毒品，逐渐被轻视。作诗也属于堕落行为，因为不专心便作不好，专心则就没有时间思念德和忠君国的大事了。其他文学作品，如小说、散文之类，看一都是罪过。只有低贱的人才去从事力劳动，圣人系统和准圣人系统——学家，则必须全神注德和德基础上的“治国”、“平天下”人们连走路都要有一定姿态，奔跑和急促的步，都是轻浮下贱。服从传统权威，崇拜古人古事，崇拜祖先，都是最贵的善。任何改变和抗拒的念，都是邪恶，必须在念一起时就予以无情克制。任何发明创造，更都是专门取悦小人和女人的奇技巧。

这就是直到二十世纪，中国大多数的知识分——士大夫的意识形态，我们必须对此有简明的印象。

十东西方世界

一一四七年（岳飞冤狱后第六年），第二次十字军兴起。

一一四九年（金帝完颜亮即位），第二次十字军结束，历时三年，他们在叙利亚境，即被击退。

一一六六年（采石战役后第五年），英王亨利二世颁布《克拉林敦条例》，设司法陪审员制度（这是英国人对全人类最伟大的贡献之一，使人权获得法律的保障，本年应是文化史划时代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