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毫无警觉。但权力的迷惑太大，使他们自以为可以控制局势。

五十年代后，情势更趋严重。外戚梁冀当权，十一任皇帝刘志，继被毒死的十任皇帝刘缵之后，对梁冀侧目而视。刘志跟五个宦官密谋采取行动，他知面临最大危险，生命和前途完全握在与谋的宦官之手。在密谋大计时，刘志曾把一位名单超的宦官，咬臂血，作为盟誓。他跟宦官已摆脱了君臣名分，成为黑社会的弟兄。所以在杀掉梁冀并把梁姓戚族全屠杀了之后，刘志把参与密谋的五个宦官，一齐封为一等侯爵（县侯），又封另外八个宦官为二等侯爵（乡侯）。

从此，宦官以正式政府官员份现，仗着刘志咬臂之盟，他们的家族和亲友，也纷纷任地方政府首长。这些新贵的跟宦官相同，行为也相同，几乎除了贪污和权外，什么都不知，比外戚当权所表现的，还要恶劣。这使本来专门抨击外戚的士大夫阶层，受到更重大的伤害，他们愤怒地转回来跟外戚联合，把目标指向宦官。并且不像过去那样，仅只在皇帝面前告状而已。士大夫外戚联合阵线，利用所能利用的政府权力，对宦官采取血对抗。宦官自然予以同等烈的反应，中国遂开始了第一次宦官时代。从一五九年十三个宦官封侯，到一八九年宦官全被杀，共三十一年。我们把这三十一年中双方的重要斗争，列一表：

宦官跟士大夫间的斗争，血腥而惨烈。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上表所列宦官罪恶的资料，全都是士大夫的一面之词，而凡一面之词，都不一定可信。即令可信，宦官的确罪恶很重，但仍没有士大夫的罪恶一半重，因为士大夫都是受过等教育的知识分，而又一向自称以“仁政”、“德”为最的政治理想。经士大夫宣传，我们所知的，宦官的滥杀只有三件，一六○年杀赵岐全家，一六六年杀民女，一七九年杀人悬尸。士大夫却残忍得多，一六○年，连宦官的宾客都杀。一六六年，连宦官的朋友也都杀，更杀宦官的母亲。而且很多次都在政府大赦令颁布后再杀，而且以对宦官苦刑拷打为荣——否则的话不会自己洋洋得意记录下来。像京畿总卫戍司令（司隶校尉）球，他在审讯王甫、王苗宦官父时，亲自指挥拷打，王萌向他哀求：“我们到这地步，自知非死不可。但求你垂念先后同事之情（王萌也当过京畿总卫戍司令），怜恤我父亲年老，教他少受痛苦。”球说：“你们父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妄攀同僚情，有什么用？”王萌气愤地说：“你从当小官的时候，我家，像隶一样侍奉我们父。今天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上天不会容你。”这一下揭了球的疮疤，他羞怒集，用泥土住王萌的，父二人被活生生地拷打到死。注意球，他娶的是宦官家的女儿，靠着拍宦官的而逐步升迁，但他本质仍是士大夫。这里有一个易起误会的现象，必须澄清。可能有人说士大夫只对宦官才如此凶暴，其实士大夫对平民也是一样。像前所举的那位守丧二十年，生了五个孩的赵宣，他并没有犯法，但宰相陈蕃却把他杀掉。北海（山东昌乐）国相（封国行政首长）孔，他竟把一个他认为在父亲墓前哭声不悲的人斩。

士大夫跟宦官斗争中，宦官获胜的机会较多，因为杖就在他们旁。十二任皇帝刘宏比他的前任刘志更依靠宦官，他曾指着两名恶名昭彰的宦官说：“张让是我父，赵忠是我母。”不过宦官力量的基础并不稳固，它全寄托在皇帝的喜怒上，随时有倾覆的危险。像球杀王甫父，只要上奏章弹劾一下，皇帝答应审讯，就可达到目的。由此可看宦官的权力，实在不足以使人惊慌失措。士大夫阶层如果稍为讲究一下方法，矫正宦官政治的弊端，比矫正外戚政治的弊端，要容易得多。可是士大夫领袖人李膺、张俭、范滂之辈，使用的却是一不由分说的反宦官的狂，以致引起一六六年宦官对知识分的大迫害和为期十八年之久的党锢（褫夺公权并禁离故乡），促使整个局势糜烂。

双方最后一次决斗发生于一八九年，士大夫领袖之一的禁卫军官袁绍跟外戚领袖大将军何结合，密谋铲除宦官，何的妹妹何太后不同意。于是，天下最愚蠢的谋诡计发生了，袁绍建议：密令驻屯在河东（山西夏县）的大将董卓，统军向洛，扬言要肃清君侧——讨伐宦官，用以胁迫何太后。另一位禁卫军官曹反对，他说：“对付宦官，一个法官就行了。却如此转弯抹角，诱导叛变，恐怕能发不能收，天下从此大。”他的明智见解阻挡不住浆糊脑，蠢谋开始执行。宦官得到消息。把何诱皇砍。袁绍遂率领禁卫军纵火焚烧门，攻皇，对宦官作绝的屠杀，无论老幼，无论平常行为如何，同死刀下，有些倒霉的年纪较长的洛市民，因为没有留胡须的缘故，被误会是宦官，也遭到灾祸。当袁绍攻皇时，宦官张让挟持着新即位的十三任皇帝刘辩，突围向北逃走，逃到黄河南岸小平津渡，洛追兵赶到，张让投黄河自尽。

中国第一次宦官时代，到此结束。宦官彻底失败，但士大夫的胜利却是悲惨的，董卓的刀已架到他们的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