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和勇敢，却被丑化。如三保太监下西洋，传统历史责备他劳民伤财，好大喜功，以致史料所存寥寥，我们则认为他是中国第一位最伟大的海上英雄。我们持的标准是国家民族和人人权，不掩饰污，犹如国历史不掩饰吊人树一样，同时也展示中国对全世界全人类文明所作的尊严贡献。

中国人了解中国历史，应是天经地义的。可是，很多中国人对中国历史只不过知一个片断，而这片断还多半来自小说和戏剧。中国历史书籍之多，占世界第一位，但却使人有一杂芜凌的觉。即令把正史能倒背过来，对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仍没有太大的帮助。何况我们没有时间读完正史，也没有文言文的修养去读正史。司迁创造了一新形式的史籍，这形式在纪元前较简单的社会还可以应付。可是史学家却被这形式酱住，一直沿用到二十世纪。更糟糕的是，它被改为断代史。幸好中国的王朝不断变换，如果像日本那样万世一系，据“国（王朝）亡才修史”的惯例，中国可能成为一个没有正式史籍的国家。这些国（王朝）亡了才编纂来的正史，又不过是一大堆人传记的合订本，而这些传记，又多半取材于该人的墓志铭、行传、家谱之类的一面之词。以致数千年来，墓志铭在中国文学史上，占重要的地位。凡是善于阿谀死人的作家如唐王朝的韩愈，都享有相当地位和相当财富。墨索里尼的儿在纪念他父亲的文章中说他父亲。“喜古典音乐，看见我开始弹钢琴时，非常兴。他为人极为和蔼，对人更是温柔。”我们不认为墓志铭、行传、家谱之类所提供的资料，全都比墨索里尼的儿所提供的，更为可信。所以，我们在采用正史资料时，都一一加以判断。

三

意不尽而言不能不尽，最后，我愿述及我对丛书理的愿望。我虔敬地把第一《中国人史纲》献给孙观汉先生。第二《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赠给梁上元女士。第三《中国历史年表》赠给陈丽真女士，用以表达我无穷的谢意。

我和孙观汉先生——这位世界闻名的理学家，迄今还没有见过面，但我集合全世界恩的言语都表达不尽我的内心。像我这样渺小的人和离奇的遭遇，不过是大时代中的一粒灰尘，随风飘，微不足。但孙观汉先生，亘古以来，却只此一人。有人把孙观汉先生比为左拉，但孙观汉先生比左拉更伟大更艰苦。他像大海中的一叶孤舟，为营救一个从未见过面的朋友，付他的泪，尊严、时间、金钱和健康，而且十年如一日。更主要的是，他的德，勇气，不仅是为我一个人，而是对祖国一片丹心和对人类一片心。西方有句谚语说：“为朋友死易、找到一个值得为他死的朋友难。”而我找到了，这是我的幸运，也是我的光荣。苍天可鉴，为孙先生，我死而无恨。

我和梁上元女士相识时，她还是一个发与耳齐的女学生。她第一次给我写信，那么畅和那么有度，使我震惊。可是九年零二十六天之后，她到台北飞机场接我归来的时候，已是大学教授了。年龄、知识、智慧和社会经验的增长，使她更定对我的帮助——包括神的和质的，也更定她对民族的、对人的和对人权的尊敬。她的品格可以在一件事情上显示来，她是一位孝女。

陈丽真女士是我的读者之一，十五年前她第一次来探望我之后，她就成为我的学生。在我的家破碎、妻离散之际，她一直照顾我的生活，探望我，给我寄衣服，末了还为我作保。她为了帮助我，曾遭受到其他朋友所没有遭受到的风暴打击，几乎使她神失常；但经过无数次恐惧哭泣之后，她没有放弃她的初衷，使我在孤寂中，仍享有人生的温和友。情的藉，那是使我活下去的最大支持。

四

丛书是我在火炉般的斗室之中，或蹲在墙角，或坐在地下，膝盖上放着用纸糊成的纸版和着汗珠，一字一字的写成。参考书的贫乏使我自惭，但我别无他法。而且心情惶惑，不敢想像这些艰难写的书稿，会遭受到什么命运。所以不可避免地会错误百，唯有乞求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