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行为都可以用该模式上加以怀疑，何况，这样说，在这时候有挑拨分化我与陈扁的副作用，说的人应该想到。林义雄当年在军事法最后讲的一句话，真令我印象非常刻，他说：我们期待的是一个好的社会，这个社会任何善良贵的行为，不要被冠上一个侮蔑的动机，我们尽量追求的是这样的社会。

谢长廷两次承认他们判断有错误（一、不晓得该案会引起那么多人的关心；二、认为被告不上诉与家属上诉，不致有冲突），这态度，是很磊落、很正确的；他说李敖“提政治斗争的理念和规格”说李敖“一百分的方向，看我们到几分。…这程度的批判可以接受”这态度，也是很磊落、很正确的。我觉得，我们这些对“蓬莱岛案”讨论的好朋友，不论批评的和被批评的，关切的大前提都是在求党外的“止于至善”这大前提是一致的，问题只是现在认定什么是“至善”方面。党外的普遍缺，是他们认定“至善”的训练，失之薄弱，这个现象“党外的理论‘健将’”也有责任。就我个人来说，我从事“生公说法”的工作二十多年，但总觉得距离“顽石”的境界，还是太远。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混还是混。先知其实和先烈一样，在有生之年，其实是某程度的失败者。这人的成功，往往是在死后。虽然如此，先知这“不信邪”的人，总还是能一分便算一分。“顽石”其实是永远跟不上先知的，因为先知自己也不断地在前。先知易卜生在三十六岁时自我放，直到晚年，才得到自己同胞和全世界的肯定。在他五十五岁时候，他留下一封信给朋友，说：

十年以后，斯铎曼的见解，社会上一般人大概也跟上了。但这十年中，斯铎曼自己也不断在步。所以十年以后，他的见解仍旧比一般人超十年。就我个人来说，我到我不断在步。以前我每个剧本里的主张，如今都渐渐变成一般人的主张。但等他们跟到那一境界的时候，我早就不在那儿了，我又更一步了。我希望我总是朝前走了。

对我个人说来，我知我“生公说法”中的许多“法”不成材的党外其实是跟不上的，不但跟不上，甚至还是误会、反对的，但我绝不怕他们误会、反对就不说。——李敖之所以为李敖也，也就在此。

真正伤害党外的，不是党外不去为“善”而是党外不去为“至善”党外只以为他们的是“善”就够了、就是“善良贵的行为”了，其实这是不够的“止于至善”才是我们的“观念和规格”例如最近我批评到的林义雄问题、“蓬莱岛案”问题，大家误会、反对我，误会反对的理由都是“止于善”而不是“止于至善”因为只是“止于善”所以邱垂贞说：“对于前这位心灵创伤累累的受伤者（林义雄），大家又何忍在短时间内要求他走上某条路——坎坷又荆棘丛生的路？”俊明牧师说：“他（林义雄）的心中，也的在思考如何来疼同胞，使我们的社会更和谐。这是负责任的表现。因此，我觉得别人因他暂时的沉默而批判他，实有遗憾！”（均见三月九日《台湾展望》第八期）…对这些立论，我认为他们只是站在“止于善”上立论，而没站在“止于至善”上立论。因为只是“止于善”所以他们“不忍心”让林义雄复、所以他们“不忍心”让林义雄发言。但奇怪的是，这些好心人士却忍心看林义雄自失立场的事（从拜访李登辉到方素于“立法院”放等等），而不加以大义相责。结果呢，我们看到的只是一片“细人之”而不是“君之”、只是一片“好心”的“妇人之仁”而不是“下心”的“大丈夫之仁”于是，稽的是，声声护林义雄的人，其实就是使林义雄在打倒〔过去的〕林义雄的人！只是他们和林义雄本人不知或不忍知罢了！

“蓬莱岛案”也是如此。当被告家属们赞她们的丈夫不上诉的“崇意义”之时，她们的所谓“独立上诉”其实正使她们的丈夫在“崇意义”上落。声声护丈夫的人，其实就是使丈夫在打倒丈夫的人！

邓维桢显然是以“大义”来期许谢长廷的，因为他认为谢长廷过分“补救”陈扁，而忽略了“舍弃朋友的利益”、忽略了“选择人民的利益”以谢长廷那么优秀的聪明人，实在应该看这分际来的。可是谢长廷却为了“小义”而忽略了“大义”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