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亮亮相，这正代表我们的可怜——和"穿孝"一样，这可叫"穿固有文化"。对固有文化，大家只想"穿"它，对它并没有很真诚的（inallsincerity）眷恋；固有文化的本也无法使我们有的（feel）。大家只是为了情面、为了随和、为了不招忌、为了"学而时习之"的顺，只好一齐串假戏、一齐重采黄来锦儿！

如果我们肯睁开睛，看看我们的"平均公民"——用"大量观察"（mass－observation）的法看看他们：年轻一辈的明星狂和爵士乐，中年一辈的奖券迷和轿车梦，年老一辈的麻将风和力片…哪里还有一丝一毫经典中的真神？

旧经典绝不解决今天的社会问题，提倡经典救世就等于提倡串假戏，提倡把已经多边的自我（many－sidedself）搅得更多边。并且，事实上，鼓固有文化的人只是耍笔墨游戏而已，他们的为人作文与日常生活一也不像安贫守素叔度汪汪的"儒"，他们只是挂羊卖狗的贩罢了！并且狗也只是当作羊卖给别人吃，他们自己是不吃的——他们吃"援"。

我们被经典害了两千年了，"空"、"浮夸"是我们民族的特征，也是我们民族的死症。这特征与死症表现在市井小民上，是可以饶恕的；表现在好说大话的官儿上，也是不必见怪的；可是若表现在新时代的知识分上，我们就不能不叹气了！这些知识分的最大心愿是把固有文化往新世界的上，又拿儒家经典往固有文化上，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

儒家经典本是些空泛的大理，除了《论语》、《孟》和《礼记》的一分外，其他只不过是一些治古史用的獭祭材料。

《论语》只不过是一万一千七百零五个字的空疏东西，而古代宰相竟想用半论语治天下，这未免把"治天下"看得大容易了。即使加上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个字的《孟》、九万九千零一十个字的《礼记》，一共还不到十五万言。想凭这两千年前的"华"来包罗格、致知、诚意、正心、修、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万象，用来应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繁复困难的新问题，天下哪有这等便宜事！我们总相信有个包医百病的万灵丹，总喜有个"简单的确定"（simplecertainty），用来"放之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老实说吧，凡是有着这"万古纲常"脑的人，绝不谈如何使中国走向现代化！

我们不肯睁开睛看看，看看人家在辛辛苦苦夜以继日的什么？人家已经迈向理智的国主义（patriotis摸freflection）了，我们却还在"事君以忠"观念上兜圈；人家已经对社会人类学（socialanthropology）都不满意了，我们却还在"天理"、"气运"、"太极图"上翻觔；人家论自由与权利的大书已经了几百本了，我们却还谈大学中的"絜矩之"！我们再回过来，看看我们两千年来了些什么？我们喊了两千年"选贤与能"了，可是我们没有研究来一合理的投票法；我们喊了两千年"幼有所长"了，可是我们没有一所像样的育幼院；我们喊了两千年"不必藏于己"了，可是我们屯积居奇的好商比谁都多；我们祭了两千年的孔，可是孔的后人却变成了问题儿童与考试专家。这些数不尽的冰冷事实难还不能使我们醒醒吗？难我们还要喊号过日吗？

固有文化本不但成事不足，并且败事有余。传统派认为西方文明不能完全行于中国，并且视为"逾淮之枳"，转而大骂西化派。殊不知橘之所以变成枳，正是固有文化捣的鬼！

…（略一一一编者）

民国二十八年，钱穆写《国史大纲》引论，他说："未有民族文化已衰息断绝，而其国家之生命犹得长存者。"可是隔了两年，这位新时代的朱把他所说的话全忘了，他写《中国文化史导论》，却说若不解决"收合西方文化而使中国传统文化更光大与更充实"这一问题，那么"中国国家民族虽得存在，而中国传统文化则仍将失其存在"。（页一六二）

两年前，他说民族文化不存在国家就完了；两年后，他说民族文化不存在国家还可以不完。民族文化与国家兴亡在钱穆手里竟变成了这么好笑的一对宝，一会儿生死攸关，一会儿并不相下。这推理，怎么能教我们适从呢？钱穆为了调民族文化的重要，竟不惜拿"国家之生命"来开玩笑、来吓人，这作风，气是满壮的，可惜理不太直。夫这样变，"虽从之，未由也已！…夫圣者钦？何其多变也！"

但钱穆是步的人，我们细读他的书，自当以后的著作为凭，我们宁愿相信他告诉我们的传统文化不存在并不会使我们国家民族不存在，这实在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前提。有了这个前提，当我们遇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时候，我们就知如何选择了！

我们的难弟——"近东病夫"是个好例。土耳其盛衰的历史跟我们太像了。他们的祖宗也有过类似汉唐的雄风；他们签的丧权辱国的条约在量上虽不如我们，可是在质上却更采！但是凯未尔当政以后，他不惜抛弃"固有文化"来大力西化：固有的国教不要了、固有的法典不要了、固有的服装不要了、固有的历法不要了，固有的姨太太也不要了。他们太笨了，不会耍"土学为，西学为用"的枪来陶醉，也不知合"土"西文化以创造新文化，更不知什么"超越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