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用我义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始终不渝。他早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蒋政权危急时，力求国支持蒋作战，且在国人面前了泪（见司徒雷登函载Ｒｅａ&Ｂｒｅｗｅｒｅｄ。，ｔｈｅ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Ｐ.２９２），有像秦廷之哭。如此拥蒋使他本没有多少旋转余地，却有无限伤。他对国民党和党外，都有雾里看的一派天真。中国政治中像他这有地位的清客，最后是及而绝了。最可怜的是，以他最后的苦婆心，竟连一雷三都不能救，他的悲哀，也就可想而知。“雷案”发生后，胡适应该以不回台湾为抗议、以辞中央研究院院长之职为抗议，这样多少会给蒋介石一些压力。但是胡适回来仍他的院长，甚至不便去探雷震的监，终于在蒋介石的权威下妥协了。胡适写文章喜宣传黄以周“实事求是，莫调人”的立场，但他自己，却始终未能免于“调人”之讥。

《自由中国》被封闭之后，言论自由更无一空间，怎么又冒一个轰动一时的“文星事件”呢？文星书店是一九五二年创办的，《文星》杂志是一九五七年创办的。在《文星》杂志创刊后的前四年里，它只是一个正派而普通的刊，成绩平平。真正的突破，在李敖人《文星》以后，自此四年中杂志变、书店改观。在李敖影响之下，《文星》主张中国走现代化的路，它的自由、民主、开明、步、战斗等鲜明彩，表现在《文星杂志》上、《文星丛刊》上、《文星集刊》上，以及其他大量的版品上。《文星》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在挖上苦心焦思、在寻上慎终追远、在归上四海一家，定向方面的成绩，实在是思想冰河中的异数，文化沙漠中的奇迹。就这样的，《文星》成为《自由中国》杂志以后，官方中钉的递补者。在封杀《文星》的手法里，最耐人寻味的，除了照例扣红帽外，更利用一批共产党或左派的人儿，去罗织《文星》。没问题，挑问题，叫“罗”；罗问题再予以串连成罪状，叫“织”就在这罗织作业下，《文星》的被迫陨落，也就指日可待了。

最有趣的是，当国民党中常会上，小人们向蒋介石报告《文星》闹事应该严办的时候，蒋介石说：“把萧孟能、李敖先给党纪分。”小人们再说：“但萧孟能、李敖不是党员。”蒋介石说：“萧孟能的父亲萧同兹是啊？选要萧同兹负责？选”萧同兹在国民党里的老面，延缓了《文星》之被消灭，并不能使《文星》免于被消灭。大祸临像一张禁网，它是慢慢扣下来的。先是开始查禁《文星》第九十期，那只是一个动手的讯号，杀戒一开，自然就有好戏看。“杀之祸”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间筹印《文星》第九十九期时发生的。查禁命令，内容洋洋大观，《文星》被停刊一年。但这只是一个表面上的分，骨里，分却是更严重的，那就是蒋介石下手令：“该书店应即迅速设法予以封闭。”在这一手令下，《文星》被封，就在前。不过，《文星》的问题是李敖，如果李敖与《文星》脱钩，《文星》仍然有救。在此一“希望”下，在蒋介石秘书长张群的“党党相护”下，萧同兹向蒋介石上了报告“为《文星》杂志办理不善，受有停刊分，为免于被外界利用，致产生不妥倾向，拟即由同兹负责整理，谨报请鉴察”萧同兹的报告措辞谨惟，虽为《文星》上报告，却站在蒋介石利益言，所谓“为免于被外界利用，致产生不妥倾向”、所谓“近闻海外有‘左’倾分托于言论自由之说，有支援文星，亦恐因此影响政府之威信”等等，都是站在这立场言的。报告文字洗炼，是于李晋芳之手，再经黄少谷改正过的。这文字，再经张群过目后，认为可以打动蒋介石，于是张群就附上相应的签呈，张群的签呈和萧同兹的报告送到蒋介石面前后，蒋介石在张群、萧同兹、黄少谷、黄杰四个人的老面下，基于他自己的利益，终于网开一面，批示“可如拟试办”五个字。于是张群得令于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六日，以“极机密最速件”写信专送给萧同兹，报告佳音。就这样，《文星》由萧同兹“老年人接青年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由萧同兹面来挡，使《文星》度过险境。但是到了一九六七年，《文星》杂志停刊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