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研究，再确切的决定。”（见同书，页八一五至八一六）日本外相广田虽说将依此与内阁讨论，实对中国政府的回复极为不满，乃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上午十时半，将日方回应请德方立即转给汉，并要求中止德国调停，此即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声明》，宣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见《日本外年表并主要文书》第二册，页三八六至三八七）蒋介石亦在一月十八日了自我澄清的声明，谓中国将为领土完整及其主权奋战到底。至此，和谈好像是彻底破裂了。事实上，德国调停虽然结束，蒋日间和谈的线索并未中断。

蒋介石于一九三八年就已建立起渠，主要是靠孙中山的日本旧友，如萱野长知（一八七三—一九四七）、小川平吉（一八六九—一九四二）、山满（一八五五—一九四四）、秋山定辅（一八六六—一九五Ｏ）等。这批人看似民间人士，实与日本政府关系密切，他们站在其本国利益的立场，又与国民党有历史渊源，自愿为两边奔走和平。

蒋日之间的秘密接，初由南京失守后任行政院长的孔祥熙主其事，在香港设有秘密办事，由柳云龙、杜石山（又作石珊）负责。日方资料称柳为蒋介石的外甥，或称蒋母妹妹的儿，宋龄曾亲自到香港“指导”全盘都是蒋门作业。

据日本外务省档案，国府行政院长孔祥熙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三日，亦即是日相近卫已宣布不以国府为谈判对手之后，曾电请山满“主持正义，力挽狂澜，设使贵国军人早日醒悟”同年三四月间，萱野长知的助手松木藏次与孔祥熙的亲信贾存德，在上海中国旅行社秘密见面商谈，松本传达承认满蒙的要求，贾存德则要求日本撤兵。萱野本人也与贾见了面，并由贾带信经港飞汉报告孔祥熙。孔回信要求双方即刻停战，尊重中国主权，至于日方要求解决满蒙，中国原则上同意，问题可于谈判时商定。萱野回到日本后与小川平吉商讨，觉得孔有诚意，小川遂于六月十日分访新任日相宇垣一成与前相近卫文麿。不过近卫不久之前已宣布“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然小川与宇垣认为仍然需要与国府涉，必要时可取消旧声明，故颇支持萱野与孔祥熙继续谈判，不久谈判集中到香港。孔祥熙又找到萱野老友伯援和居正夫人（居正的女儿是萱野的养女）到港相助，特别希望日军暂勿攻汉。不过日方又提蒋介石下野以承担责任的要求无法解决，孔祥熙愿辞行政院长代蒋下野，未为日方接纳。一时之间，蒋介石的下野问题成为和谈的障碍，日本军方对蒋介石尤持决排斥态度。

约当此时，外亚洲司司长宗武于七月五日自香港抵达神。（参阅《汪卫集团投敌》，页二一二至二七三）氏日本之行，论者每想当然，以为奉汪卫之命，其实是奉蒋介石之命，专治汪卫和平运动的国学者克（ＧｅｒａｌｄＥ.Ｂｕｎｋｅｒ）曾与宗武多次访谈，论定直通蒋介石“绝非汪之代理人”（ＫａｏｉｎｎｏｓｅｎｓｅａｃｔｉｎｇaｓＷａｎｇ’ｓａｇｅｎｔ）。（见Ｂｕｎｋｅｒ，TｈｅＰｅａｃｅＣｏｎｓｐｉｒａｃｙ，Ｐ.７５，８0）宗武早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就奉命在香港设立以“日本问题研究所”为名的情报机关，暗中与日方联系。三月二十七日，曾与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宁在港和日人西义显等会晤后，飞往汉，于四月三日提报告，并于五日晨“晋谒委座”四月十四日，自汉飞港“负有秘密使命也”（《周佛海日记》上册，页七十八、八三十）据西义显《悲剧的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说，蒋介石要氏转达：“东北与内蒙问题，可留待他日再谈，惟河北省应即还中国，长城以南中国领土与主权之完整，日方应予尊重。上项条件获日方之谅解，则先行停战，再行谈商细节。”五月三十日，宗武又自香港来汉，当时已任宣传代长的周佛海，把他送往陈布雷。（《周佛海日记》上册，页一Ｏ六）六月五日，又“奉命飞港”六月二十五日，梅思平谒汪卫后往见周佛海“谈对宗武赴日之推测”（同书，页一一六）可见宗武赴日之前，汉已知之，汪、梅、周尚需“推测”证明奉蒋命，连他们三人都不知详情。当时在汉军令厅工作的张有谷说，七月六日，侍从室命令派机将求和密函，由飞行员汤卜生驾驶，前往南京，空投给在访的日本秩父亲王，若日军停止关内军事行动，东北可以割让。（张有谷《保卫武汉时期蒋介石的一件通敌罪行》，《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页一四一至一四二）

宗武自日本回到香港后，没有上报命，周在七月十九日日记上说：“闻宗武返港数日，迄无消息，布兄亦无所闻。”（页一二六）显因日方仍“不以蒋介石为对手”之故，使觉得无以报蒋之命，结果宗武于七月二十二日派外情报司科长周隆庠“送其报告呈委座”没有讳言“对方持要委座下野”周氏也表示“失望”（见同书，页一二七）第二天，周佛海去蒋介石公馆聚餐时，见蒋“打不起神”没过几天，周就听说，蒋令“王亮畴（惠）托英、大使，设法由英、向中日双方提停战，或向中、日双方提希望早日结束战争”（同书，页一二八至一二九）《蒋总统秘录》说，宗武“成了被日军所利用于为汪兆铭抬轿的脚夫”（页二五五八），显然是蒋介石的一面之词。蒋于失望之余，悻悻然竟不承认派宗武去和日本人谈判的事了。

周佛海在七月二十六日记：“与隆庠谈半小时，嘱其明日赴港，转达一切。”转达什么，虽不知，很可能是为了可以接受的和平，如不与蒋为对手，非要蒋下台不可，则可由国民党元老汪卫。所以宗武并没有就此在香港养病，而是继续在港、沪两地与日方涉，寻又有梅思平参与其事，最后才会有近卫的新声明与三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