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为了表现合作神，派谭延闿、孙科两人赴沪沟通。但为胡等所拒。汪遂偕谭、孙以及朱培德、李宗仁、李烈钧、程潜、于右任等要员联袂去上海劝驾。不意不仅胡汉民等不愿合作，而且聚集上海的极右西山会议派老国民党也来搅局。盖因蒋介石于四一二上海屠共之后，即恢复西山会议派林森、邹鲁、张继等党籍，密谈统一党务，早已合。故沪宁沆瀣一气，刻意在法统问题上大文章，抵制汪持召开的四中全会。如张静江竟声称，武汉政府并非正统政府，前所召开之三中全会乃联共会议，也属非法，故本没有召开四中之资格，而主张重新召开三中，以衔接二届二中。且不论有违宁汉合作之前提，若以联共为非法，则孙中山联俄容共之一届即应否认，本要重起炉灶。以张与蒋之亲密关系，此横蛮刁难之语显由蒋之授意。更可注意者，后来蒋再夺权成功，径自召开四中全会，就不合法不合法了。更可见张之目的，就在捣，使话谈不下去，无从沟通。

国民党各方人再于九月十一日聚会，汪卫再度提四中全会召开之必要，然续遭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等反对，西山会议派分更在旁鼓噪。在此情况下，原在武汉中央的孙科提折中办法，由沪、宁、汉三方筹组中央特别委员会，暂时行使中央职权，以筹备召开三大，得到大分人赞同(见《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录》原件)，汪孤掌难鸣，只好默认，但心中极不以为然，为了不使谈判决裂，仅表示消极，遂于十三日夜离开上海，前往九江，通电引退。汪之持召开四中全会，自有其原则立场，自谓：“中央第四次全会议之被挫，特别委员会之产生，实为宁汉合作以后，至可痛心之事，亦本党至可痛心之事也。”(汪卫《复法总支函》)李云汉以此指责“汪兆铭反复”(见氏著《从容共到清党》，页七七二)，殊失公正。特委会虽于九月十五日正式在南京成立，汪亦被选为国府常委之一，但由于汪之消极引退。所谓合，全无实质意义，必为野居奉化坟庄的蒋介石所窃笑自喜！

武汉政府迁宁之后，两湖便在军事人唐生智控制之下。唐原反对合，东下夺权，自有其个人野心，乃怂恿汪成立武汉政治分会，以与特委会相抗。唐更公开宣布反对特委会，广州张发奎通电支持，国民党遂又成对峙之势。南京特委会遂派孙科、伍朝枢、居正等上庐山晤汪，在同意于十一月一日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的前提下，获致恢复中央之协议，可见汪所争主要仅此一端。然而十月二十日南京特委会突下令讨伐唐生智，引发战争，四中全会又因故产，汪愤然取回粤，反对南京特委会，准备在粤筹开四中全会。约当此时，蒋介石提早自日本返沪，于十一月十日电汪，赞同召开四中全会，并请汪赴沪晤商，并参与预备会。两个多月前，蒋初下野，犹拒见汪，汪鉴此善意，遂于十一月十五日偕李济在广州启程，经港赴沪。不意又发生变故，广州于十六日晚上发生事变，张发奎与黄琪翔以武力驱逐代理李济主持粤政的黄绍竑。因而汪于十八日抵沪时，即遭李宗仁、吴稚晖、蔡元培等妄加攻讦，令汪百莫辩。吴稚晖更于十二月五日联合张静江等，提案弹劾汪卫、顾孟余、陈公博。又是吴稚晖、张静江在耍把戏，能不怀疑幕后的“黑手”？在此境下，汪乃顺推舟，促请蒋介石复职而个人引退(阅《汪卫先生最近演说集》，页一七九)，冀求稍缓攻击。然十二月十一日又发生广州暴动，共产党起事，组织公社，吴稚晖等再借此变本加厉指责汪卫，妄指其“酿成此次之变”汪虽辩解，但南京国府仍于十六日决议讨伐张、黄之外，并通缉汪、陈、顾三人。事情既已发展到此一地步，汪卫不得不于当晚偕秘书曾仲鸣，怀着郁愤心情，再度登赴法。我们不能不怀疑，蒋介石串通特委会分，引汪离粤，俟汪抵沪后，借故攻击，不遗余力，不容置辩，使其无法立足而被驱国门。汪卫此次离国，与上次因中山舰事变国，虽属“异曲”但对蒋介石而言，却是“同工”

汪国门后，特委会却于十二月二十八日自告结束，该会除了令各地各级党，厉行清党，重新登记党员外(见《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记录》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页六)，好像是特别与汪过不去而设立的。在中枢空虚的情况下，蒋介石复的时机已经成熟。一九二八年年初，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二月二日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汪持而不到的，蒋于一退一之余成功了，攫取了国民党最权力。一时之间边没有了汪卫的影，没有了共产党的影，也没有了唐生智的影。在大权几乎独揽之下，四中全会任命他为中执会党务委员兼组织长和军委主席，而通过整理各地党务案，削减派系力量，基本上已集党、政、军实权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