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的一笔血债。然而历史学者黄仁宇却说：“用德名义解释不足以答复这样的一个历史问题。”(《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页八十一)

但此举使武汉国民党党中央大为震惊，四月十三日下午政治委员会开会后，即致电蒋介石责问：

现本党驻沪军队，竟有用武力令上海纠察队缴械之举，显系违背命令，甘为反革命，在党纪上万难宽恕，望即将此次胆敢违犯党纪之队官长，即刻停职拘捕，听候国民政府查明事实，依法惩办，总司令及总指挥未能事前防范，亦应依法严重分，并应饬令将已缴枪械，退回纠察队。(《汉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四日)

十五日国民党中常会又开第七次扩大会议，讨论惩蒋问题，最后一致决议：“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甘心反动，罪恶昭彰，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党籍，免去本兼各职，着全国将士及各革命团拿解中央，反革命罪条例惩治。”(《革命生活》第五十八期，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九日版)但是蒋介石羽已丰，脆一不二不休，于四月十八日在南京另立中央，制造一党两府，导致宁汉分裂。二十一日汪卫、谭延、孙科、宋文等四十人联名发表通电，谴责蒋介石由反抗中央而自立中央之行为，并号召民众与同志“去此总理之叛徒、中央之败类、民众之蟊贼”(见《汉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通电虽严正，然诛笔伐于实无补。武汉方面虽有军队，但北方军阀未除，多数倾向北伐讨奉。徐谦甚至说：“反革命蒋介石，用不着兵声讨，就是用党制裁，开除党籍，免去军职，在东南的革命力量，不久会把反叛的蒋介石，拿送中央惩办的。”(转引自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五三五至五三六)未免过于天真，结果反被“叛徒”“制裁”了。不过，由于武汉中央急于先击溃北方之敌，东征讨蒋一役得免。蒋介石闯了决裂的穷祸之后，却幸免一场国民党自家兵戎相残的悲剧。

武汉中央痛责蒋介石为反革命叛徒，是合乎事实的。“反革命”好像是一项空的政治罪行，但当时所谓“革命”有其内容的。那个革命的渊源是一九二四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神是联俄容共，方策是发动工农等群众运动，目标是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统一中国。然而蒋介石到上海后立即清党反共驱俄，明显反“革命之神”：镇压工人，明显反“革命之方策”据英国的纪录，蒋在上海清除共党与工人，其大胆远远超过北方的军阀(引自Lsaacs，TheTragedyoftheChineseRevolution，P。181)，所以一九二七年四月汪蒋上海密谈，汪即以不可牺牲革命的神、方策、纪律相劝，但蒋置若罔闻，一意孤行。后来的国民党史官辄以共党暴，蒋介石讨赤有功为说(如李云汉之《从容共到清党》)，殊不知北洋军阀如孙传芳等自称讨赤军，而蒋正是北伐赤军的总司令。赤军总司令成为讨赤元勋，岂不是革命的最大讽刺？还不足以被称为“反革命”吗？至于勾结军阀与帝国主义，更是反“革命之目标”而行。蒋介石在上海与资本家、买办、地主等结合，固与革命不搭调。暗通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等帮会目，引为内助，则与革命更加风不相及了。蒋介石平生以革命自诩，实际上却为喊着革命反革命提供了最佳的例证。